其实，非建制派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做出了分化性的选择，比如香港民主党其实也一直在揣摩观望新制度给它的空间，没有完全断绝掉参加新游戏的余地。香港公民党偏向激进，他们主要是法律界大律师组成的精英党，他们没有观摩等待，而是一直在对抗新制度，所以最终解散。此外，还有一些激进的反中乱港势力转入网络空间和地下做持久的政治对抗，或是走港独的国际路线，逃往海外寻求外国势力庇护，在海外成立港独的有关组织，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因此，在反对派的多种分化形态里，只有最终能真正满足爱国者治港法律要求的团体和个人才能重新加入游戏，这也是大浪淘沙、适者生存。新制度塑造一个香港民主政治新生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意也将会跟着变化和适应，目前新制度在香港民意的认同方面已经逐步软着陆，但还远远不够。
没有所谓固定不变的选民基础，如果选民抛弃了他们，新制度又适应不了，他们在政治上只能消亡，没有存在的依据和意义。他们也要注意到，虽然在传统上反对派政治代表确实是代表了香港一部分选民，但新制度和选民之间直接的心理磨合也在持续不断进行。如果这些政客、这些政治代表错失了及时政治转型的机会，将来也会同时被制度和选民抛弃，它就真的出局了，不仅制度性出局，而且是更加根本的社会性出局。因此，非建制派应该要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尽快进行路线的检讨调整，重新凝聚力量加入游戏。现在最关键的一场政治游戏就是今年底的区议会选举，当然区议会选举也要所有候选人满足爱国者治港的法律要求。非建制派的政治团体能否利用好区议会选举的这一次机会，重新加入香港的这个民主政治游戏，这对他们的政治生存、政治利益来讲是一个关键的测试，也可以视为他们与新制度之间进行建设性磨合的一次精神与实践验证。它既需要新选举制度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包容性，同时更加需要非建制派的政治骨干和政治团体能够真正从内在政治认知上去理解和接受新的制度，去做政治上的适应，去做香港选民与新制度之间磨合沟通的正式桥梁与中介。选民还在香港生活及谋求利益，他们需要有政治代表为他们服务，如果这些政治代表始终“负气”蛰伏甚至揽炒，不仅是对新选制的持续对抗，也是对选民的政治背叛。他们政治适应的结果，其最终判断依据就是区议会选举他们参与了多少，选上多少。在选举过程中，他们对新制度是怎么认识的，有没有真正达到爱国者治港的法律要求，这些都很值得观察，更多的转变责任在非建制派那边。区议会选举中，这种政治上的“相向而向”会否发生，是香港民主自治能力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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