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强：价值观的差别问题，可以用一个比喻：好像我们处在伊斯兰的社会大环境，却要推行基督教，推行的人还是伊斯兰教徒，叫他们宣传基督教，怎么能做得好呢？（笑） 刚才大家做了很多讨论，下面请各位嘉宾做总结发言。
连文尝：国民教育科的产生有其必要性，但是它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呢？我认为，前路会是艰巨和漫长的。大环境是一个原因，具体执行者也是一个原因，前线老师自己对课程的理解、对国家民族的感情，会影响到他在课堂上如何去教。如何在课堂上教授“价值”、“认同感”，效果仍是个未知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课程设计本身存在好多纠扯不清的内容，需要学校自己来梳理。比如，小学已经有常识科、成长科、德育科，这三个科目所教的内容好多是重迭的。但教育局却不承认是重迭的，他们说各个科的重点不一样，但其实这是自欺欺人。教育局要将梳理的责任交给学校，可是学校却没有处理各种课程繁杂元素的老师。我觉得，这方面有改善的空间。
虽然存在不少疑问，但无论如何，从长远来讲，国民教育会有好处。正正因为国民教育存在很多难题要等待解决，大家会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进步。很多问题肯定会在实践中逐步解决。
王翠兰：无论未来香港的国民教育怎样做，我们都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这一科要弹性处理。在推行的过程中，对前线的教育工作者和老师多一些包容和信任。因为我始终觉得，香港人本身有着很悠久很独特的爱国情怀，每逢内地有危难，比如2008年四川地震，各种形式的爱国，香港都有。只不过，香港同时也有一些任性的基因，。所以，建基于香港的社会现实，应该会给业界自由选择，弹性地加入一些对学生的职业发展或前途发展有需要的一些中国元素。香港学生未来在就业上与内地有关，这是大势所趋，希望学界的老师可以客观地来看这件事，在课程中加入一些实际的元素在里面。
至于对于CY政府有何建议，我想我们想摆脱的局面就是，在香港独特的政治生态里，人们常常认为任何一个政策只要同内地的政治拉上关系的话，香港人就要反对，23条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CY还没上台，就已经有人说中央政府逼他做好多事。我期望未来政府及主管教育的政府官员，回归到根本的东西中。如果认为一样东西是香港学生真正需要的、同未来的中国或世界政局是有用的东西，那就推行。
作为一位前线教育工作者，我对于这份课程指引是不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国家”这部份是模糊的，重点向哪里倾斜要由学校和老师处理，教育部分把责任再一次推到老师身上，对于如何加强国情教育，没有清楚的指引。现在的情况是，通识或社会生活科引入高中和初中之后，中国历史科进一步浓缩，未来如何让学生学习中国历史？怎样可以在初中阶段把历史知识讲深一些，这是第一个急需重视的问题。我不希望再重复香港以前的局面：政策推出来遭到反对，政府又不知道怎样落实，结果变成一个僵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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