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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谨防基层政权“悬浮”

http://www.CRNTT.com   2010-01-21 09:01:19  


 

尊重农民主体意识,让农民不再“失位”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价值主体,民心得失是衡量乡村治理成败的核心标准。当前基层政府擅自“为民作主”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手段操控村级选举、通过经济手段控制村组织等导致农民的主体意识缺失,农民“失位”。这就要求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

  首先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农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可通过“村情民议,村事民定”,创新村务管理,凝聚人心。其要旨是:让群众在民主管理上由“幕后”走到“前台”,建立村民代表民主议事决策规则;让群众在民主监督上由“局外”转入“局内”,做到村级事务管理全公开、真公开、常公开;让群众在村务管理上由“看客”变成“主人”。

  其次,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激发农民改造现状的激情和动力,培育农民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

  健全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告别“失语”

  充分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利于保证弱势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和谐的有力保障。当前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分散的、单个的、碎片化的利益诉求无法以组织化的程度集体“发声”,很难使自己的“表达”受到重视。因此亟待建立健全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

  首先,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健全具体制度,充分吸纳农民广泛的参与政治活动。如在人大制度方面,健全代表候选人制度,严格执行选举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保证代表确实能代表农民各阶层的利益和行使权利等。

  其次,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不断拓展农民政治参与的空间,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

  第三,要开拓更多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如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健全公众传媒的组织机构和体制,使新闻传播形成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使政府能听到农民的呼声。

  让基层政府不再“失信”

  一些基层政府在对待群众利益问题上,蜕变为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幻化为虚设的“稻草人”,让广大人民群众对其失去信心;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些基层政府的贪污腐化行为让农民反感。因此要强化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使其不乱“作为”而有作为。

  基层政府应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摆脱管不了、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把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交给群众自己去依法办理,解决基层政府工作缺位、错位和不到位的问题。要保障村民自治权利,不得随意用行政命令下达指标任务、违法设置影响村民自治权利的规定。(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组织”难题:边缘化现象求解

  调研反馈

  复旦大学青年组织与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郑长忠: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基础党组织“边缘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基层党组织“空白”,即没有党组织存在;二是基层党组织“空转”,即基层党组织并不起作用,只是形式化运作;三是基层党组织“合法性缺失”,即人们对其认同度严重下降。

  中共岳阳市委党校副校长 许卫国:部分基层政权被黑恶势力侵蚀,政权功能异化,假借地痞流氓之手恫吓和强迫农民成为了一种习以为常的“工作方法”,这不仅是政权的功能性异化,更是一种结构性退化。

  基层党组织中之所以会出现“边缘化”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执政党自身转型滞后于社会转型。

  单位制度衰微导致基层党组织与转型后社会结构内在契合度下降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确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国共产党以党的基层组织为轴心单位,重新组织和整合了中国社会,从而结束了中国社会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散乱状态。

  基于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生产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内在要求,重新组织和整合的社会形成了以党的基层组织为轴心的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其内在逻辑是: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以经济生产单位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体制为框架,以国家全面主导社会为动力,将社会生产和生活全部组织进各种各样的单位组织或单位体系,从而形成以集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为一体的单位组织为基本构成要素的社会结构形式。显然,这种社会结构体系与党的基层组织体系之间有很强的内在契合性,因为,整个社会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党的基层组织网络构筑起来的。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城市,政经社一体的单位组织日益被功能专业化的组织所取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日益脱离出组织的空间,回到社会;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摆脱了公社组织的束缚并逐渐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率先成为原子式的个体。与此同时,组织对人的控制日益减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性。由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导致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党的组织结构基础和活动方式空间与转型后的社会结构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差异,从而无法得到转型后社会的支持,最终导致了党组织“边缘化”现象的产生。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引起的单位制度衰微,以及进而导致的基层党组织与转型后社会结构内在契合度下降,是党组织“边缘化”现象产生的结构性原因。

  基层党组织资源配置功能与社会个体直接利益实现的相关度弱化

  在传统的单位制度下,基层党组织所具有的全能的资源配置功能,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生活过程中内化为一种自我强化机制,随着这一机制的运作,党组织的组织机构、活动方式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契合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随着单位制度的衰微,以党的基层组织为轴心的政经社一体化组织开始崩溃,导致了党的基层组织对资源的全能性控制和分配权力逐渐丧失。与此同时,人们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获取,导致经济利益的获得与政治忠诚之间的关系脱钩;在政治权利上,虽然许多人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诉求,但由于政治忠诚缺乏经济利益分配作为后盾,导致了政治忠诚度与过去比较,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

  另外,对于转型后社会中人们一些新的政治诉求和社会需要,基层党组织又无法予以满足,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基层党组织的疏离感。这就导致了基层党组织“边缘化”现象的出现。因此,基层党组织资源配置功能与社会个体直接利益实现的相关度弱化,是基层党组织“边缘化”产生的功能性原因。

  党的基层干部思维、行动逻辑与转型后社会要求的背离

  计划经济社会所要求的高度集中化和组织化的管理需求,内化为基层党组织及其干部的“惯习”。在这一“惯习”作用下,党的基层干部就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有着内在一致性的思维和行动逻辑:以完成任务为目标,以简单服从上级为取向,以命令为执行手段,以划分工作边界为基本要求,将党的领导逻辑与党的执政逻辑简单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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