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香港民众通过“占领中环”运动，包括近期闹得纷纷扬扬的“香港外国记者会”公然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宣讲“港独”， 以及被事实证明的外国政治势力与本地激进政治团体、激进政客的政治联手与金钱往来，已经完全明白外国政治势力在香港的影响并非凭空想象。香港绝大多数民众已经充分认识到“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的必要性。
其四，23条立法，按照规定只须香港立法会出席议员过半数通过即可，以目前建制派与反对派在香港立法会内的席位比例，并不存在不能通过的问题。
如果说，这样的社会条件对23条立法还是不算“合适的条件”，那么，什么样的条件才是“合适的条件”？
应该承认，香港社会是有部分人士对23条立法心存顾虑。一些有智之士也担心现在马上推动23条立法会负面影响建制派的选票，希望等到下次立法会选举之后再就23条立法。但是，这种顾虑相对于香港政治的长治久安与经济稳定、社会和谐这种长远利益，虽有参考价值，但是并不应该作为决定性的因素。
第一，不要幻想香港社会能够形成一面倒支持23条立法的“共识”。撇开23条立法的问题，香港自回归以来，哪一个涉及不同公众利益的重大议题是得到100%支持的呢？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各个代表不同利益的团体、组织与个人，有不同的声音是十分正常的。每年的政府预算案，即便是“大撒金钱”，不同利益团体还会发出各种批评声音，更不要说涉及各个群体的政治性议题。
第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与在国际舞台挤占更大的位置，针对中国包括针对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的攻击性行为必然增加。即便香港普罗大众希望通过23条立法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主政者也不要幻想香港反对派最终会赞同香港就23条进行立法。因为一旦实现23条立法，反对派政治团体或人物的通过实现外国反华势力的政经目标而获得金钱利益的行为就会受到法律的规管，这也就等于限制了他们的存在价值。客观而论，必须承认香港是一个有许多国际反华势力深度插手的“多元社会”，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反华政治力量一度是相对克制地躲在幕后操弄，企图保持对香港的“变相操控”。但是随着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直接影响的加大，反华政治力量已经有些按捺不住地直接走到前台，从“占领中环”、“冲击中联办”行动中境外政治势力的或隐或现，到此次香港外国记者会公然邀请陈浩天散布“港独”，以及末代港督彭定康形容中国外交部介入香港“内部事务”是错误，强调言论自由是法治社会象征，受《中英联合声明保障》，都在在表明，不要奢望这些外国反华政治力量会支持香港就23条进行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