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愚分析，2010年后中日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政冷期”，背后的因素也很复杂，钓鱼岛撞船事件、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提出其影响最终都作用到了中日关系之上。但如果套用刚才对于对中日关系认知的模型，我觉得还是没有跳出“重新定位期”。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今年6月接受《人民中国》记者采访时后谈了他在第一线对于中日关系的感受，他就指出：“现在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各方面发展变化非常快，日本上上下下普遍跟不上中国的节奏。”所以，中日关系这次磨合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让中日关系跟上中国发展的节奏，只有这一目标达成了，中日关系才能进入下一个回暖期。而且根据历史的经验，那时可能还需要第五个政治文件把中日关系磨合的成果用富于政治智慧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新的时间节点。
“之前谈论中日间的四个政治文件，没有提及今天的主题《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因为其性质与后面两个文件有所不同。与在‘政冷期’后出现的《中日联合宣言》、《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相比，《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中日关系发展顺遂的产物，来源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之间对开展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产生的更大需求，而开展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就涉及到民间。”李若愚说。
李若愚指出，“以民促官”是中日关系的高频词汇。中日邦交正常化就是始于以民促官，再到“半官半民”，但这里的“民”恐怕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民”有所不同。今天对“民”的理解是普通市民、公民，没有任何特权或官职的自由人，但中日关系早期的“民”不是这种情况，像1953年来华的日本中国通商议员团团长池田正之辅是在任的众议员。1962年11月的《中日长期贸易综合协定》也是由日本前通产大臣高碕达之助与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廖承志共同签订的，所以也有人认为协定是具有官方性质的。那时的“民”是迫于政治上的现实困难，以非官方的名义进行的活动，与今天的语境中的“民”并不完全一致。当然，这种辨析并不是说民间外交中要完全摒弃政府的成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