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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韩青年研究员们“云”上讨论（中评社 梁帆摄） |
韩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申宜粲就韩国的公共外交发表了其看法，他说，冷战结束前，韩国的公共外交因意识形态的矛盾而受到限制，其作用也仅限于提高韩国国际地位的体育或文化知识外交。此后，公共外交从2010年开始正式被国民所熟知，并于2016年实施了政府主导的公共外交战略，制定了《公共外交法》。此外，韩国在文在寅政府成立后的2018年设立了国家外交中心，为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公共外交项目不断增加。在这方面,韩国正在成为一个核心作用的公共外交在国际社会基于实现中等力量国家的状态,可以创造价值和规范在国际社会通过文化外交代表韩国流行音乐和韩剧和分享经济增长经验。但是，韩国的公共外交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韩国的公共外交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公共外交。第二，由于政权更迭，韩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混乱，很难获得国际社会的长期信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参考德国和挪威的事例。韩国应该积极利用韩国的外交资产，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的国际政治现实，在国际社会中构建韩国自己的中间价值和规范。另外，即使政府更迭后政策必然会发生变化，也要以国民的共识为基础，持续推进长期方向。
韩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高升华则分析了朝鲜金家三父子的个性以此来分析朝鲜对外的外交挑衅。她表示，这三位领导者都是自恋者。他们在“王国”中长大，整个国家都崇拜他们的血统。然而，根据他们成长的背景和特点，自恋表现出不同的形式。金日成是无所畏惧的自恋者，金正日是遮遮掩掩的自恋者，而金正恩是令人畏惧的自恋者，了解他们的性格可能会提高解读和预测朝鲜进一步挑衅的准确性。
韩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闵锐表示，冷战结束后的东亚盟友关系可以用威胁均衡论来进行解释。韩国和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平衡地区力量的重要盟友。随着美国加大对中国崛起的牵制，美国在不断强化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今年3月美国分别与日本和韩国进行2+2对话。比较会谈后‘美日联合声明’和韩国外长的回应可以发现，日本积极应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而韩国‘不选边’的政策摇摆于中美之间。韩国和日本对华认知的差异存在于两个变量：对华贸易依存度上韩国高于日本，对华区域战略竞争上日本高于韩国。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韩在经济上的合作不断深化，而中日在区域领导力上的战略竞争持续加剧。这使得‘威胁认知’在中韩之间相对减缓，在中日之间逐步加大。尤其在新冠疫情历经两年后，出于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取得的成果，使得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其后，韩国将更加依赖中国稳定的市场来恢复经济，而日本则将面临中国持续增速的国力而带来的战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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