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真是要说有“中国特色”，便是中央当初起草基本法时，订立了香港特区应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的第23条。此一规定在世上可谓绝无仅有，不但属于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亦是中央将部分的维护国安立法权，让渡给特区政府，是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体现。既然如此，特区政府自行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又何来某些人口中的高度自治受损呢？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拿岑耀信对于“35＋颠覆政权案”判决的质疑说事，但是单纯地以法论法，岑耀信的质疑才是真正地站不住脚。基本法第73条将财政预算案审核权授予立法会议员的同时，亦于基本法第107及108条订明了香港特区应当遵守的财政预算和税务政策制定原则，意味着议员只能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作为审核财政预算案应否获得通过的唯一标准。
根据公权力“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以任何基本法没有订明的其他理由否决预算案，都属于滥权行为。另一方面，虽说基本法订明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最终以普选产生的目标，但不论是修订前还是修订后的附件一和附件二，都订明选举办法是否需要更改的决定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被告们意图透过滥用香港的地方财政审核权，逼迫中央改变原已作出的政制发展相关决定，难道还不是意图颠覆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乎？
编造借口图干预香港
换言之，“35＋颠覆政权案”的判决并无不妥，即使被告们不服判决，仍可提出上诉。然而，有人揣测即使案件到了终审阶段，也未必能够推翻，甚至在没有任何证据之下，污蔑前同僚遭受政治干预，借此把抹黑香港成所谓“极权社会”，此一做法实在有违法律工作者应有的专业操守。
与此同时，有人借用这样的失实评论，作为其“玩完论”的佐证，也足以证明对方不是以事论事，而是想为其服务的势力，编造其意图干预或打击香港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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