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2020年美国大选前后，即10月30日和1月8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将军，瞒着特朗普总统给中国军方打了两通电话，保证美国不会突然与中国开战，或者攻击中国，就算攻击，米利也会提前告诉中方。
带来麻烦和不确定性
三是前首席经济顾问科恩曾在总统办公室的书桌上看到一封他认为非常危险的信。这封信将使美国退出与韩国的一项重要贸易协定，但这可能会危害美国迅速监测朝鲜发射导弹的绝密国家安全项目。科恩害怕特朗普签署这份文件，便将信“偷走了”。特朗普也没有发现这封信函不见了。
以上并非特朗普时期的特例，而是美国历史上常有之事。中东第四次战争期间，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致信尼克松，阐明了苏联立场，并威胁苏美如果不能达成共识，苏联将站在埃及一边参战。这样重要的一封元首信函，基辛格在与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白宫办公厅主任协商后，竟然决定不告知总统由他们自行处理，理由是尼克松受“水门事件”影响，状态不佳，已经没有能力处理了。
美国政治的非制度运作，使得特朗普个人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他对世界的影响或者损害也只停留在某种程度上，比如他任内想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也没有成功，他面对中国虽然外交经验缺乏，但并不影响官僚体系强化对中国的遏制。
显然，即使特朗普重新执政，由于内部官僚体系的自主性、他商人的特质都决定了其对世界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大国都能承受他带来的冲击，也都有耐心等待四年。对主要大国来讲，既非重大机遇也非重大灾难，而是一个麻烦、不确定性制造者。
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