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舆论风向标与引导者的新闻媒体，亦踊跃投入倡导国货运动中。1937年，民国时期第一份官办的广播刊物——《广播周报》，为了向读者与听众宣传国货，专门开辟了无线电问答节目，围绕国货访谈展开讨论。其目的是使民众意识到购买国货与使用国货的重要性，规劝商人销售国货，借助商贩个体的表率，达到示范效应。作为流通环节重要一环，商人对于国货运动的开展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消费行为的形成。因此，动员商人群体重点供给国货，支持国货运动，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民国时期的报馆、杂志社与出版社等亦聚焦于国货运动，编辑出版了《国货年鉴》《国货年刊》《国货运动报》《国货周报》《妇女国货年纪念特刊》《浙江省国货陈列馆月刊》《国货论坛》《国货月刊（上海）》《国货月刊（广州）》《国货导报》《国货评论刊》《中华国货维持会月刊》《国货与实业》等刊物，登载各种有关国货运动的文章、评论、条例与统计报告等。如，1930年《自治》报导了湖南民众提倡国货运动中，家人间谈论国货运动的对话：家长如何教育引导孩童拒绝食用洋糖。这则新闻既反映了普通百姓已经意识到使用国货的重要性，又表明当时的报刊以登载个案的形式，积极发挥舆论导向作用，促进国货运动深入民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货运动浪潮席卷全国各地，成效初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众读物的宣传与引领。这些报刊聚焦于国货运动的重要性、规范国货的条例与规则、振兴国货的各类机构与举措等问题。如：改善奖励国货条例、规定国家保护工业种类、设立各种工业原料购买合作社、设立工业研究所等。这些条例与机构的制定和创立，对于国货运动的开展十分有益。为了鼓励更多的社会阶层加入国货运动，国民政府特把1933年定为“国货年”，1934年定为“妇女国货年”，以赋予年度特定含义的形式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女性之所以被推为国货运动的主角，主要源于城市女性是洋货的主体消费群，进口化妆品与服饰是城市女性热衷的商品，亦是进口商品的大宗，劝其放弃购买洋货，鼓励她们采买国货，以达到振兴国货之目的。1934年被定为“妇女国货年”后，上海社会中上层群体纷纷走上街头演说，城市女性以身作则，骑马游行宣传消费国货的意义。此外，还通过举办国货展览会、创办国货刊物、学生救国会、国货运动促进会等多种方式使普通百姓意识到消费国货的重要性、国货运动与国民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为国货运动的深入推广助力。
家国情怀下民众消费行为的艰难转变
近代中国，无论是商品质量与价格的吸引，抑或是市民追求社会地位与时尚潮流的需要，洋货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之必备品。20世纪30年代国内外严峻的局势催生了国货运动，以爱国旗号引领人们去改变沿袭已久的消费习惯与行为，其中的挑战与难度可想而知，亦反映了动荡时局下国人的爱国情怀。
在政府、媒体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动员与宣传下，广大民众逐步意识到购买国货与使用国货的重大意义，选购国货的消费行为不仅是单个家庭日常用度的体现，更关系到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兴衰存亡，决定着国家经济命脉的走向。在前期舆论宣传、政府主动规划、各类国货机构的创办与不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的基础上，国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国货运动主体的普通民众，其消费习惯与消费行为的转变尤为显着。
妇女担负着家庭购买的责任，关系着国货的销售与民族工商业的盛衰。尤其是城市时尚女性与青年女学生使用的服饰、化妆品一度多为洋货，妇女成了消费洋货的主体。1933年1月至10月间，化妆品金银外溢达140万元（《妇女国货年的联想》，《福湘旬刊》1934年第46期，第11页）。1935年，仅上海一埠输入的香水脂粉、真假首饰、花边衣饰等进口量即达163万余元（《国货年妇女消费品的大宗入口》，《行健月刊》1935年第6卷第1期，第171页）。这表明女性消费品的进口额度较高，尤以上海最为突出。在此背景下，“妇女国货年”受到各界重视。城市女性在政治、经济、舆论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成了倡导国货的主力军。例如，上海妇女会为调动妇女选购国货的积极性，竭力为妇女购买国货提供便利，特创办妇女国货消费合作社，内分粮食、礼品、化妆品等部，一切价格，均较商店低廉，采购手续亦极便利。电影明星亦加入国货运动，起到示范与带动作用。被称为“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的影星胡蝶，亲自前往国货商场购买国货，消息被刊登在《玲珑》《摄影画报》上，意在借助其明星效应，引导更多民众支持国货，改变大众的消费习惯与行为，特别是引领女性更多地选用国货产品。
此外，知识分子群体更是国货运动的支持者与践行者。例如，1936年，郁达夫在《关于使用国货》一文中着力倡导消费国货，他强调：除了外国的书报与必备文具不得不购买洋货之外，其他饮食起居以及日用品皆选用国货。民国时期，使用洋货的主体是城市社会的中上层群体，这类人群消费行为的转变对国货运动的发展意义非同寻常。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高倡国货运动的声浪中，多数城市富裕家庭购买洋货的消费行为与习惯，逐渐发生变化，其衣食住行的必备品至少部分由洋货变为国货。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国货运动不仅聚焦于经济层面的民生话题，更关涉官方、社会、家庭与个人等多方利益关系，以改变国人消费习惯与行为的努力积极应对民族危机，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族经济的兴衰。在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主张下，人们在坚持与放弃的纠葛中，逐渐改变沿袭已久的部分消费习惯，更多地购买与使用国货。虽然此次国货运动最终成效有限，但希冀动员民众支持民族工业、救亡图存的努力，亦彰显了时人的爱国情怀。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谭玉秀（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范立君（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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