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国打的是“纾困+改革”的组合拳。去年4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一方面强调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另一方面强调要不失时机推动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去年5月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用改革开放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政府临危不乱，延续了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的宏观政策思路。
追求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稳增长的重要立足点
文章分析，之所以疫情暴发前夕，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没有像往年那样提出实施逆周期调节，一个重要原因是十九大以来中国经济逐渐由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下行的新常态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被认为是反映了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下行。
去年5月底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解释当年没有设置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时指出，如果我们硬性定一个，那着眼点就会变成强刺激、抓增长率了，这样不符合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六稳”“六保”，我们追求的是经济的科学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追求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
2019年9月份，总理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明确表示，只要就业比较充分，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这实际隐含着用就业状况来衡量潜在产出的重要经济逻辑。同年底，易纲行长在《求是》杂志上明确提出，保持货币条件与潜在产出和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松紧适度。
按照上述逻辑，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去年底中国经济增速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今年经济增速明显回升，但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提出要保持宏观政策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不急转弯了。如果说2019年实际经济增速下行是在接近潜在产出水平，并不值得过分担心的话，那么，去年初以来疫情持续演变，则是使实际经济增速进一步偏离了潜在产出水平。其中一个重要的显性指标是，去年全国就业人员净减少2407万人，其中，二产增加就业238万人，反映了出口的拉动作用，一三产业分别减少就业1730万和915万人，则反映了疫情的严重冲击。
同理，这也是今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提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一个重要背景。今年前8个月，城镇新增就业938万人，同比增长20.1%，已完成全年调控目标的85.3%，但新增就业较2019年同期仍少了46万人。由此，显然至今仍难言经济复苏已基本完成。面对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现在重提跨周期调节意味着，为支持经济持续修复，宏观政策不会急于退坡，给市场吃一颗定心丸。
但是，市场对于下半年政策宽松也不宜期待过高。“十四五”规划提法要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这表明，跨周期调节不是对逆周期的替代，而只是补充。迄今为止，中央提跨周期而非逆周期调节，也就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宏观政策将立足于做实做细现有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政策效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9月15日，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维持不变，再次打破了市场的降息预期。
这反映了中央对疫情影响客观冷静的分析，除必要的宏观政策对冲外，还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形下，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引导市场主动调整适应。国内外经验表明，宏观调控不能包治百病，过度刺激可能埋下资产泡沫、债务膨胀等隐患。现在刺激力度越大，将来退出可能越困难。至于坚持就业优先，也是要采取一揽子政策措施。除用财税金融政策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纾困外，还要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畅通农民工外出就业渠道，改进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者权益保障。
当然，任何政策选择都有利有弊。如果经济下行超预期，那么，再行加码政策刺激，有可能事倍功半。所以，这要求加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在加强形势研判的基础上，当出手时就出手。7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其政策指向不言而喻。此外，做好对改革开放措施的政策影响评估，避免对经济特别是就业产生大的冲击，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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