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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波与李登辉:两个不相连又相关的历史反思
http://www.CRNTT.com   2020-09-21 00:15:01


李登辉
 
  三、王晓波与李登辉路线的分化

  前面所述,就是王晓波和李登辉所走的路线不同的地方,一个掌权者,为了国家发展,必须以资本家为优先,没有菁英型的企业家精神存在,国家经济就不可能拉动起来,劳工阶级的生活保障也会变成海市蜃楼。

  但是知识分子可以单纯地去关怀劳工,甚至反对资本家的剥削。所以,角色的不同,王晓波后来走向“左统”,而李登辉在没有跟国民党诀别之前,他应该是属于“右统”,跟连战一样,都是住豪宅、拥有资产的“右统”。

  当然,李登辉后来会从“右统”走向“右独”,也是因为他是掌权者使然。

  在蒋经国过世之后,李登辉初接班,面临的政治风险极高,这在历史上都已经很清楚,蒋家“宫廷派”想要推翻他的风险是存在的。尤其是蒋宋美龄那篇“我将再起”的宣言,如果“宫廷派”当时能够团结一致,要让李登辉下台,其实不难。

  只是,“宫廷派”毕竟还是有许多人跟权力沾上边,甚至本身就是权力核心之一,要他们冒可能失去权力的风险,去跟随已经没有实质权力的蒋宋美龄搞斗争,谁也不愿赌这场局,蒋宋美龄最终只能黯然地赴美养老了。

  没有了蒋宋美龄这张“皮”,“宫廷派”的“毛”又将焉附?所以,李登辉1990年权宜地跟林洋港说一声:“这次给我,下次让你。”没想到林洋港还真的信以为真,以为下次的总统选举时,李登辉就会把机会让给他选。

  林洋港没料到的是当时还6年一任的总统职位,竟然在李登辉的国家改造中风云变换,也就是把原先由国民大会间接举行的总统选举变成民选,这就让李登辉有藉口再选一次。所以,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时,林洋港跟郝柏村搭档参选正副总统,虽然打出“诚信”两字来直指李登辉背信,但已经时不我予,林洋港民间的声望再高,失去一次的机会,就不可能推倒重来。

  相对的,李登辉初掌国家机器,在面对“宫廷派”可能夺权的危机下,他必须寻求可依靠的力量,也就是想办法把国家机器的力量跟民间社会的活力结合,才有办法抵抗来自“宫廷派”的反抗。

  可惜的是,台湾的民间社会的政治活力,原本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市民社会”,一个就是“派系社会”。

  “市民社会”所包容的一些新兴中产阶级,以及“新社会运动”所产生的诸多新兴团体,如环保、妇女、消费者等各种新社会所产生的新问题,必须由新兴的社会团体来承担单一议题的责任,而这块新兴的政治、社会、经济领域,都已经被民进党所独占,李登辉想以国家的力量介入,已经找不到空间。于是,他只能回头结合原本大部分就是由国民党所掌控的“派系社会”,这些“派系社会”其实就是国民党在威权体制时期所豢养的地方派系群体。

  在威权体制之下,这些地方派系可以在国家机器的操控之下,在地方的府会轮流执政。但是,民主化以后,轮流执政的规则被打破,于是派系只能利用金钱,或者跟黑道结合,以便继续维持他们在地方上的特权。这就是为何在李登辉推动民主化的过程中,会出现“黑金政治”之因。

  因此,李登辉会把“民主化”说成是一种“本土化”,其实是因为李登辉必须透过民主化的手段,重新整合地方派系的“本土力量”来支持他的国家机器,所以民主化其实是在李登辉改造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扮演一种工具性的角色,而不是单纯的具有价值性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偶然之因,是因为蒋经国选择了一位跟“宫廷派”没有渊源的李登辉当接班人,而蒋经国却又在任内过世,让李登辉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权力可接。

  必然之因,是因为李登辉缺乏可依靠的统治力量,居庙堂之上,自然有很深的危机感,他必须结合社会力量,才有足够的能力来抵抗“宫廷派”的反叛。

  但是,民间社会中比较优质的新兴中产阶级,以及“新社会运动”所产生的新兴团体,早就让民进党捷足先登,李登辉只能回到传统国民党在威权体制时期比较可控制的“派系社会”,所以这种必然性,不见得是李登辉所愿,但是不接受又何奈?

  这也是台湾的民主化最后会走向本土化,而本土化的过程又出现“黑金政治”之因。这种因果关系,最后竟然导致加速国民党政权的终结,这个结局,恐怕是命定的结果,也是一种必然的宿命。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道理。国民党在威权体制时期只是想掌控与利用派系力量来控制社会,并没有直接去接触人民,蒋介石只相信他从大陆带过来的200万军民,不相信台湾本地的人民,所以必须以派系的力量来控制地方上的人民,以保障他所建构的“反共抗俄”汲取型的威权体制,只是这个体制,最后却被派系力量所反噬。

  四、李登辉改造政策导致国民党的失落

  国民党如今的败局,其实都是渊源于李登辉的政策使然,在派系政治挥之不去的阴影下,既提不出清新的人选与政策,更拿不出可以撼动人心的口号与议题,这是因为比较优质的“市民社会”一直被民进党所独占,这也是国民党的政策理念都要跟着民进党转之故。

  事实上,国民党并不是没有优质的“市民社会”可以结合,王晓波等“左统”的力量,原本是可以为国民党注入比较清流的意识思想,但是前面所述,“左统”的力量,在威权体制时期,早就被国民党自己视为洪水猛兽,所以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碰他们。因为这些人多半在白色恐怖时期,都有被烙下“反叛”的印记,国民党的右派想跟左派结合,这就跟当年国共斗争一样,水火不容。

  问题是,国民党在台湾不敢跟“左统”结合,但是从连战打开大陆的门户之后,再加上后来马英九执政时期,跟大陆维持和平共荣的状态,倒是让国民党的路线难以协调,或者可说是动辄得咎,在民进党的“反红色宣传”之下,国民党又想跟大陆联合,又怕跟大陆联合,才会走上今天四不像的状态。

  这个情况似乎可以类比从孙中山“联俄容共”,到蒋介石“清党”过程的翻版。历史总是不断地在重演。

  如果当年李登辉联合的对象选择的是“左统”,而不只是派系社会,也许可以做到两岸共同发展之境,让处在民间社会的民进党没有见缝插针的机会,两岸也不会走上今天从冷和到冷战的阶段。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是国民党越是害怕被染红,就越可能失去政权,在大陆时期是这样,在台湾也是。

  当然,蒋介石、毛泽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李登辉和王晓波出现在台湾处于激进民主的时代,也已经写入历史。但是,当国民党一直找不到出路之时,也许历史可以作为一盏明灯,它也许不会照亮台湾,但是先照亮国民党自己的路,也应该是值得思考之处。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9月号,总第2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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