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晶载：对于东北亚区域航母建造竞争的小议
2021年11月16日，韩国国会预算审议72亿韩元发展预算中，轻型航母发展预算祇保留了5亿韩元。但12月3日，国会正式会议上，72亿韩元得到充分回应。韩国海军计画到2033年投资约2.6万亿韩元，在韩国建造首艘3万吨韩国型轻型航母。轻型航母通常比普通舰艇排水量更大，能够搭载垂直起降的直升机和导弹，欲将用于远距离海上防御和外交。考虑获取和操作轻型航母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这个决定非常及时。预计未来10年左右将看到韩式轻型航母的出现。
航母具备保障远海作战的航空投射能力，不仅在近海，同时也能在远海保障本国的海洋权益，及时有效地应对从低强度到高强度的各级安全威胁。因此，航母对于一个重视海上运输路线的海洋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力量。尤其是三面环海的韩国面临着出口经济以及来自海上的各种安全威胁，因此建立强大的海上安全力量非常重要。
韩国的轻型航母战斗力不仅能够威慑朝鲜方面的挑衅，而且具备独立应对东北亚以外印度-太平洋地区各种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必要时，轻型航母可以协同联合军一起应对各类安全威胁。尤其是稳定印太地区的力量均衡，对大韩民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非常重要。如果某个国家主导地区或无视国际法和准则，单方面施加强大影响力，将对韩国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同时，在该地区确保安全的海上运输路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因此，保障大韩民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维护地区力量平衡，确保拥有能够快速应对各种威胁的轻型航空母舰，是必要且充分的。
中国的航母战斗力情况在2012年9月辽宁舰服役后，于2019年12月服役了第二艘（首艘国产型）航母山东舰。而第三艘航母被评估为非滑跃式，而是配备弹射装备（弹射器，Catapult）的起飞发射方式。据悉第四艘航母也已在推进中。未来，中国将通过建造更多航母和独立的航母战斗群来实现海洋崛起。
日本的航母力量包括分别于2015年和2017年服役的直升机护卫舰“出云(Izumo)”和“加贺（Kaga）”。“出云号”虽然在技术上被归类为直升机驱逐舰，但它被改装成航母。2021年10月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F-35B联合攻击战斗机降落出云号，七十六年后日本再次被列为航母国家。海外媒体报导称，七十六年后的2021年成为日本保留二战时期航母的特殊年份。到2030年，日本将在美国的帮助下至少再建造两艘航母。日本拥有航空母舰不仅仅是获得新武器系统的问题。这是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可以在东北亚彰显海上力量，并组建了新的力量来应对中国海军的航母群。
东北亚建造航母的竞争正在成为现实。在亚洲国家中，中国正在大力建设航母力量，并计画到2030年拥有6艘航母。日本的立场是，至少需要四艘航空母舰来应对与中国钓鱼岛（日文名尖阁列岛）的领土权利争端，以及朝鲜半岛的突发事态。
如上所述，轻型航母力量的获得是基于积极应对不仅是朝鲜的各种安全威胁，积极融入东北亚军备竞赛的需要。韩国轻型航母的获得将成为向海洋国家转型的又一个强大转捩点、保障海上运输路线的现实和务实力量，因此，推动打造韩式轻型航母成为了理应的任务。这是韩国轻型航母建造值得期待的意义所在。
我想就东北亚航母建造竞争提出一些建议。首先，韩国应该修改其建造计画，使用中型航母而不是轻型航母。建造航空母舰需要大量资金，高达数万亿韩元。此外，由于航母必须运营由空中力量、潜艇力量和水面力量等联合力量组成的航母战斗群，需要巨大的运营成本。 尽管如此，从一开始就使用轻型航母，在成本效益方面有很大的重新考虑空间。考虑到东北亚航母建造竞争的情况，有必要建造中型航母。
其次，航母的运行需要对东北亚海上力量运行的认知发生重大转变。现今美航母战斗队形成了对印太地区的海上支配，以后可能会出现中、日、韩的航母军事力量接近美国的军事力量，而如果印度、泰国等国家加入到亚洲地区建造航母的竞争中，那么印太地区将出现更加激烈的海上霸权竞争。
三是建立和运用综合热线，应对国与国之间的突发意外事件。航母战斗群的行动可以表现为与国家自尊心的对抗，从而形成更尖锐的对立关系。如果以航母战斗群为首的海上霸权争夺过热，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海上火药库，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预防这种情况发生。
始于东北亚的建造航母的竞争，可能引发全球航母建造竞争的进一步加速。印度、泰国和俄罗斯的参与也不是遥远的未来。因此，为了维护国家间的稳定与和平，明智地操控如此强大的航母力量、凝聚智慧成为各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李东奎：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韩国对华政策展望
2022年是韩中建交30周年。韩国和中国政府都认为这是深化两国关系的契机。然而，随着美中战略竞争的加剧，韩国对华政策的决定因素也随之改变。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有美国主导的对华同盟的扩大、朝中关系的加强、朝美关系的恶化等。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后韩国国内的反华情绪扩散和2022年新政府上台，也有可能成为国内因素。
首先，拜登政府在加强与盟国关系的同时，也在运用价值外交向中国施压。此前，拜登政府宣布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并举行了民主峰会。虽然中国不否认民主、自由、人权等人类普世价值，但它拒绝西方的模式，强调“中国特色”。
在美中战略竞争扩大为价值观冲突的情况下，韩国政府很有可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关系，因为这些价值观直接关系到民主主义国家韩国的认同感。另外，随着美国加强针对中国的民主联盟，国际社会有可能将G7扩大为包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在内的G10。这将是扩大韩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作为民主主义国家和美国的盟友，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美国领导的反中国联盟。
第二，北韩与中国的关系正在加强，而北韩与美国的关系正在恶化。2021年4月，拜登政府提出了以“经过调整的实用主义”为基调的对北韩新政策，但北韩与美国的关系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最近，拜登政府首次以人权为由对北韩实施了制裁。相比之下，北韩与中国的关系从2018年开始迅速改善。在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0周年之际，双方再次确认并展示了友谊。
但是，北韩与中国的关系并没有朝着改善韩朝关系、实现韩半岛和平与稳定等韩国政府所期待的方向发展。考虑到北京政府强调朝鲜战争抵抗美国的侵略和抗美援朝与北韩的关系,中国向朝鲜展示影响力可能是试图在韩国——这个美国的盟友与朝鲜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是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这可能会让期待中国在改善韩朝关系方面发挥一定作用的韩国感到失望。
第三，萨德事件引发的反华情绪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达到了顶峰。2021年年初，围绕泡菜和韩服，韩国和中国之间的文化矛盾在网络上迅速扩散。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韩国和中国之间的不信任和误解不断累积，人文交流中断。特别是，韩国年轻一代的反华情绪比其他几代人更为严重。调查显示，年轻一代甚至对中国文化也有负面的认识。这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0年的民意调查中显示的发达经济体中老年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比年轻人更多的结果相比，是一种独特的现象。考虑到年轻一代在网络上的影响力，这可能会不断影响公众对中国的看法。
第四，强调与中国合作的文在寅政府将在2022年大选后被取代。文在寅政府为了在韩半岛和平进程上取得进展，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例如，2020年年初，文在寅政府不顾国内舆论的批评，没有对来自中国的外国人实施入境禁令。2021年12月13日，他还表示不会考虑对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虽然现在还不能预测新政府是进步政府还是保守政府，但就韩国国内的反华情绪，各大选候选人可能会表现出更加谨慎的对华态度，这将影响新政府的对华政策。
中国也把韩中关系放在美中战略竞争的框架内，对美国和它的盟友和伙伴国家似乎更愿意保持强硬立场，并通过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加强政治支持来构建强大的“中国形象”。因此，2022年虽然是韩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但仍有可能出现各种冲突，使两国关系恶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韩中两国应该集中精力处理中美战略竞争引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而不是在短期内改善两国关系。韩国和中国应该通过各种管道扩大相互沟通，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
李韩耳：中美战略竞争与AUKUS同盟对韩国的影响
自特朗普领导下的贸易战以来，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近年来，澳大利亚已经走上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前线，不断在台湾、香港、新疆等中国内政和人权等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冲突，这些都随着澳大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新冠病毒调查并对北京实行“经济制裁”达到了顶峰。2021年9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成立美英澳三国同盟（AUKUS）以“增强三边安全伙伴关系”。领导人们表达了他们的期望，这表明这些国家“持久的理想”（包括主权独立）和“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AUKUS“将有助于维持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些国家同意支援澳大利亚建设核动力潜艇，领导人还透露，三个国家会启动在先进技术领域（如网络安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其他水下能力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英澳三国同盟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典型军事集团”、有“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是“错误的决定”。
威胁感知和利益的差异
许多分析家和评论人士很快指出，中国是AUKUS的主要目标。实际上，这不可否认，中国的军事威胁是AUKUS崛起的基础。然而，仔细回顾一下这些领导人在宣布当天发表的讲话，会发现成员国们在同盟正式化问题上的立场有微妙的不同。首先，这些国家在联合声明中都没有提到中国是AUKUS的目标，这表明所有成员国都同意应该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妥善处理紧张关系，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其次，美国和澳大利亚有共同的安全担忧，而英国没有。莫里森明确表示，澳大利亚的安全环境已变得“更加复杂”，拜登总统也强调了防御“迅速演变的威胁”的必要性。相反，约翰逊首相既不使用“威胁”，也不使用“安全挑战”。也就是说，美、澳领导人表态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导致他们成立了AUKUS，但是，英国则没有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提出具体评价。
另外，我们可以看出，三位领导人在AUKUS上的利益是不同的。莫里森总理在宣布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澳大利亚重视购买核动力潜艇，他强调，美国的这一提议非常罕见，这仅在1958年对英国提出过，因此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一次性的特殊安排”。鉴于澳大利亚正在进行的海军造船项目，获得核能力可以被视为对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并进一步加强国家的战略优势。相比于澳大利亚，英国则强调了“其他机会”来“加强本国处于科学技术的前沿”——即网络、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约翰逊的言论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经济利益的，他特别强调AUKUS将在苏格兰、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地区为“数百名高技能人才”创造就业机会。对美国来说，该联盟将“长期”为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服务，是该地区的一部分，美国努力“以新的方式”建立和加强联盟网络。在这方面，AUKUS是美国发出的保证信号，再次证明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是深切的，因此，与英、澳相比，美国对AUKUS的承诺是“结构性的”。
关于AUKUS效应的争论
除了成员国的动机之外，AUKUS最轰动的地方是美国和英国同意澳大利亚购买核动力潜艇，该计画引发了对武器系统威慑效果的质疑，各方是否要放弃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以及对美国联盟关系的影响。显然，供应国将会帮助改善澳大利亚的核废物管理水平，并准备设施、建立基地、培训劳动力等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核动力潜艇可以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军力部署进行所谓的威慑。首先，8艘核动力潜艇在2035年之前交付意味着“太少，太迟”，因为到2030年，解放军就会采购6艘核动力潜艇。此外, 尽管这些潜艇与柴油动力潜艇相比具有优势（如速度、武器数量），但仍然存在噪音问题，因为他们的反应堆需要持续运行以达到冷却的目的。此外，有人担心澳大利亚可能会出现威慑能力的真空，与美国的核潜艇交易可能会对澳计画升级旧的柴油潜艇或发展自己的潜艇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核潜艇的采购可能被视为AUKUS国家背离践行核不扩散条约。在这一争议中，领导人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将获得核能推进系统，而不是核武器，以及他们对核不扩散的充分承诺。此外，莫里森总理甚至承诺不建立“民用核能能力”。然而，这一核倡议对美国来说是个例外，核不扩散计画是为了清除那些使用炸弹级高浓缩铀的反应堆燃料，因为澳大利亚一直被视为在核不扩散方面的领导国家。为了减少扩散风险，到2040年，美国不太可能降低其铀浓缩程度，鉴于这一事实，澳大利亚将不得不邀请法国并使用其低浓缩铀，而不是使用美国或英国的设计。然而，不管成员国对核不扩散的承诺如何，例外是存在的，比如，是否会鼓励其他国家利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漏洞”，使核材料能够转移。
最后，我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宣称，AUKUS“威慑中国”或“需要一个更强大的联盟伙伴关系网络”的说法未能让盟友们放心。
出乎意料的是，澳大利亚出了660亿美元于2016年4月与法国海军集团采购了12台柴油电力潜艇，而美国对这一过程的“笨拙”处理方式损害了与法国之间的信任，关于这是谁的“错”的争论至今仍然存在，据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Josep Borrell Frontelles说，欧盟见证了这一事件并“明确表达了对法国的声援”。另外，令人惊讶的是，AUKUS的宣布被安排在欧盟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同一天，这再次凸显了欧盟和美国之间的沟通问题。据报导，美国没有说服澳大利亚在AUKUS宣布之前取消与法国的合同，而欧盟国防部长们目前正在迅速推进他们的计画，以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且似乎对AUKUS无动于衷。此外，允许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也令韩国失望，因为美国在2020年的《美韩和平核合作协定》上拒绝为韩国破例。
最后，尽管AUKUS各成员国希望创建一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关系网络，但地区国家在此看法上存在分歧。认为中国威胁严重的菲律宾和日本欢迎AUKUS，但东盟国家仍然没有找到一个统一答案，印尼和马来西亚明确表达了他们对AUKUS的担忧，认为韩美同盟有可能加剧地区内的大国竞争和军备竞赛。新加坡和韩国对此保持中立，仅指AUKUS将有助于区域和平和稳定。
AUKUS对韩国的影响
AUKUS的出现意味着美英澳建立了一个排他的军事同盟，这是否会导致他们进行额外的军事演习或海上巡逻以备不时之需？与此同时，通过AUKUS，美国也发现，那些愿意明确调整其战略目标的盟国可能会有一种动机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先进的防御技术。因此，可以说，AUKUS保障了澳大利亚支援美国至少20年。此外，声称AUKUS会导致军备竞赛就像是声称核动力潜艇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人”。此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三个成员国明确表示核潜艇计画正在进行，其他国家不太可能以核不扩散问题为由进行严重抗议，因此，随着时间流逝，说AUKUS会具体化似乎是合理的。
对一些人来说，AUKUS是美国要求韩国选择其在美、中之间“立场”的又一敦促。在我看来，韩国在军事和政治以及经济方面的立场一直未能保持一致，也难以通过整合它们来实现战略愿景。缺乏一致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朝鲜核试验、弹道导弹试验；美国的“敦促”；中国的经济制裁；韩国缺乏创造力的政策制定过程等等，然而，这些原因可以通过建立一个明确的战略远景来克服。
我想提出的是，韩国的战略眼光必须要坚定，而不仅仅是基于国际安全评估的威胁之下的产物。例如，如果北韩挑衅，韩国很可能会立即进行回应（不会必然是武装冲突）。这可能首先增加了在决策过程中军事化的可能性，影响那些倾向武装的官员。因为以全力应对威胁是关键，所以军事化往往导致决策者选择极端的政策选项（如部署萨德而不是购买萨德，PAC-III，或投资本国的远端弹道导弹。因应到AUKUS上，就是核动力潜艇而不是梭鱼级攻击核潜艇）。因此在这种大环境下，决策者们在外交政策上不能祇是冥思苦想。此外，美国倾向于将军事化视为其战略利益的一种支援方式，因此会不断推动、创新。不管目标盟友是否欢迎，这祇能说明美国存在战略利益的过度扩张。鉴于这些偏见源于基于威胁的方法和军事化，可以说国际安全必须以“综合性”为中心来概念化。
最后一层含义是，美国的战略必须强调对中国的经济制衡，通过扩大AUKUS，整合四方机制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从而防止中国的贸易转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制裁将更加严厉、更加系统，这反过来会逐渐削弱中国经济在全球生产中的作用，而中国想要自主创建其供应网络的愿望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展得快。这种与中国相互依赖程度降低的前景令人担忧。中韩的相互依存为韩国在与中、美两国保持中立关系上提供了很好的理由，韩国不能“选边站”，因此，尽管中国作为中间生产国的吸引力在下降，但韩国必须继续培育中国市场以及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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