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客家土楼是永定客家民居建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古代中国北方生土建筑的延续与发展，已有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永定客家土楼经历无石基到有石基，先有方楼后有圆楼进而方圆幷存，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不仅功能日臻完善，而且其成熟的建筑技艺也不断传播到与永定东南部毗邻的南靖、平和等县境，影响深远。

　　一、土楼萌芽期

　　永定是纯客家县。当今永定人絶大多数是南宋、元、明三代，特别是元末明初从“客家摇篮”宁化石壁村一带经过辗转迁徙，最后到达永定境内定居的客家人的后裔。永定客家先民在饱尝饥荒战乱、流离失所之苦后，纔来到这片蛮荒之地。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在披荆斩棘、开荒垦殖的同时，着手建筑既能防御自然灾害，又能防御野兽和匪盗侵袭的栖身之所。永定随处可见的生土和木材，为客家人建造这样的居所提供了条件。于是客家先民们就地取材，运用古代中原的生土版筑技术，仿照用于防卫的土城土堡的模式，在定居地夯筑土墙，建筑土堡、土围，或称之为寨，然后逐步发展成今天的土楼，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唐代的土堡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永定属汀州新罗县。唐太宗大历四年（769）在湖雷下堡置上杭场。当时的湖雷，是龙岩县西部地区中原汉族移民（客家先民）比较集中的地方，是龙岩通往漳、潮的要冲和汀江水系的重要航运码头，同时还是龙岩县冶炼工业的重镇，也是龙岩县辖区内相对繁荣的行政区域，有“堡”的设置。

　　唐代的湖雷下堡，其建筑模式是跟汀州“累土成之”的“郡城”一样，还是类似后来“累土”、“再加版筑，址以石、甃以砖、覆以瓦，可备御”的上杭县城，现已无从考证。但据湖雷下寨保安宫附近的地形地貌，可推测它大致是用土石建筑的临河小城，具有供人们起居作息和防御外患的作用。唐代在上杭场署周围及汀江支流上下游两岸建筑的土堡，还有铜鼓山麓的秇梓堡（今永定县高陂镇）和卧龙冈的田心堡（今永定县凤城镇），这些土堡是永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生土建筑，在《临汀志》、《汀州府志》和康熙《永定县志》都有明确的记载，也是后来永定客家土楼的滥觞。湖雷下堡置场后，炼铁工业迅速发展，其航道上游的秇梓堡，也随之出现繁荣景象。

　　宋代的民寨　南汉干和十二年（954），上杭场署从湖雷下堡迁到秇梓堡（今永定县高陂镇北山村）。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升上杭场为上杭县。太宗至道二年（996），上杭县署从秇梓堡迁到鳖沙里（今上杭县白砂镇碧沙村）。

　　上杭县署的搬迁及其防卫部队的撤离，对原上杭场及县署故地湖雷下堡和秇梓堡属地产生很大影响。它不但危及堡内外中原汉族移民及其先住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打乱了矿区、码头、航运、商户和农家等各行各业的生产秩序，而且为此后长时间的社会动乱埋下祸根，使永定客家先民多年来千辛万苦创立的基业毁于一旦，不得不远走他乡，另谋生计。

　　这种状况直至南宋高宗建炎、绍兴年间（1127—1162）才有所改变。原因是“建炎间，杨勍乱后，赣、梅盗寇屡起”，朝廷为保汀州一隅的安宁，即派“大军讨捕”。这些兵士初来乍到，起先分散借住民家，后来屯驻汀州开元寺。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又有广东摧锋军1200人进驻汀州，老百姓家和开元寺住不了，便住同庆寺和文殊寺。绍兴十三年，汀州府“奉旨”创建12个“屯驻军寨”，并在“上杭县立屯”。据宋《临汀志·营寨》记载，除军寨兵员外，一屯原拨军人1500名，按规定拨给他们应有的土地、耕牛、农具和种子。具体配置为每3名士兵共耕田45亩，牛１头、犁１件、木耙１件，而斧头、镰刀、铁耙则每名士兵各１件；每亩田用谷种6升。关于屯田的规定还有一条，即每亩纳米6斗，倘有盈余，悉归军士。因此，宋高宗年间尽管“群盗屡兴”、“盗贼蜂起”，如“黑风峒寇李元砺窃发”等“乱事”，但由于有屯驻军寨的士兵，终被平息。

　　州府军士驻寨屯田，平定乱寇，给上杭县属太平、兴化（后改名溪南）、金丰、胜运４乡（今属永定管辖）人民以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他们一改县署搬迁后听天由命的被动局面，参照唐代土堡和当时军寨的形式，建筑可以保卫自己和比邻的民寨。据清干隆、道光龢民国《永定县志》记载，当时永定县境内建民寨的村庄，有太平乡的圆头寨、平寨、半岭畲、许家山、石寨、寨背炉，兴化乡的新寨、赤寨、龙安寨、西湖寨、金寨、仁梓寨、水城寨、高寨、犁头寨、罗寨、永安寨、仙鹤寨，胜运乡的上寨、太平寨、何家寨、连家庄、湖坑寨、高坑寨，安丰（由原太平乡和安丰里析出、后改丰田）乡的新寨、上寨、中寨、下寨、龙王寨、网岗寨、何家寨、黑云寨、湖洋寨、铜鼓寨、龙旗寨，金丰乡的天德寨、太平寨、曾屋寨、杨家寨和高头寨、苏屋寨与金山寨等。

　　这些民寨或地处关山隘口，或处于村头村尾，或建于河谷盆地、村落之内，建有相应的军用设施，多事之秋则驻宿守备人员，具有较浓的军事色彩，既是民居又可作防卫之用。但不管它以防卫为主也好，还是以住居为主也罢，都属于民间的建筑，这是它有别于“屯驻军寨”的地方。当时军寨的建筑形式已不得而知，民寨的建筑形式则有方、圆两种。其格局：一是外部围筑土墙，内部建筑类似“汀瑶人编荻架茅为居的住所”，或类似可“时闻书声”的汉人及先住民居住的竹篱茅舍；二是外部围筑土墙，内部用木构架分隔居住空间。

　　宋末元初的楼堡　上述民寨出现之后，永定客家先民相对平安地走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南宋末期，社会状况又发生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宋末的战乱，给聚居在汀江流域的客家人带来深重的苦难。他们纷纷从长汀、宁化石壁和上杭北部地区向在唐代就曾得到开发的湖雷下堡、秇梓堡和田心堡等地（均在今永定县境内）转移，以至这些乡村的客家氏族又猛然增加三四十个约数千人。为求生计，这批客家人以设在宁化石壁的大本营的实力为后盾，以“应招”和“租田”的名义，对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其他自然资源，按先到为“君”、后到为“臣”的顺序举族占而据之。如此一来，便形成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再分配，从而引起当地“悍勇、轻生、喜斗”的土著畲民和其他先住民的恐慌和不满。于是，主客之间的摩擦事件时有发生，客家人不得不时刻提防他们的袭击与骚扰。

　　南宋覆灭，忽必烈建立全国统一的元王朝。元王朝在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虽有所建树，但它视“汉人无补于国”，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不断制造民族矛盾。为了实行民族高压统治，元朝统治者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规定五十户为一社，设社长以监视社民和催派“差科”（税款和差役）。在社内，凡有不听从“管教”的，要“籍记姓名，候提点官到日审问”，有“凶恶无道者”，社长须“书其罪于门上”。社长虽为汉人，但受蒙古提点官和驻社探马赤军的严密控制。此外，每社尚有朝廷派遣的管事，夜晚不准社民闭户，五家共用一把菜刀，凡聚众结社、鸣铳作佛事等都要治罪，“读禁书和语言讽刺者徒刑，词曲及其他文字有‘犯上’者死刑……”这种残暴的统治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史载，在元朝统治的89年间，全国共爆发农民起义600余起。其中，汀州所属地区汉、畲两族人民多次起义，包括上杭县安丰岭下（今永定县龙潭镇）阙均琦率领的抗元武装起义，使元朝统治者大为震惊。他们除急调大量兵马前往镇压外，还在汀、漳二州增设分元帅府，以强化军事镇压机制。

　　其时，客家先民的处境非常窘迫，既要时刻防范土著与其他先住民的骚扰，又要反抗驻社探马赤军的欺压和朝廷派遣的驻社管事的迫害。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舍弃防御功能较差的木架构的民寨，而建筑起既可栖身又可防御骚扰，还能防御外敌侵犯的楼堡。

　　建筑这样的楼堡，需要大量建筑用材。永定境内丰富的资源为建筑高大的楼堡提供了可能。但单有这些还不够，还必须有能承受更大重量的承重结构。为攻克这道难关，客家先民根据夯筑木构架房屋和土堡围护结构的经验，从夯筑土墙方面下功夫寻求解决的办法。他们选用山上田间随处可见的黄黏土，并作一些必要的加工，使之适宜于版筑。同时，改进版筑技术和工艺，如夯筑时埋入长竹片或杉树枝以增强墙体拉力，增强扺御风雨和防震的功能；准确测定土墙厚度与高度的最佳比例。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最终形成以版筑土墙为主体承重结构的建筑格局。

　　这种建筑格局的构建方法有两种：一是以土墙和横梁组成构架，使屋顶、房檐以及楼面的重量通过梁架传递到土墙上，土墙既作承重结构、架构结构，也作围护结构；二是以土墙、立柱和横梁组成构架，使屋顶、房檐和楼面的重量通过梁架分别传递到土墙和立柱上。从土墙到立柱之间，用泥砖或夯筑土墙（客家人称“子墙”）隔为居住空间，从立柱到房檐滴水内的走廊为通道（二层以上用从立柱挑出的回廊作通道）。这样，土墙除用作围护结构外，主要是与立柱一道构成承重结构和架构结构。

　　以版筑土墙为主体结构的建筑格局，是继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之后在生土建筑发展史上出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是生土建筑史上的一场革命。特别是可作承重结构、架构结构和围护结构的版筑高墙的出现，使永定出现一批高大的楼堡，如南宋时期兴建的高北的金山圆寨（今仅存遗址）。

　　以金山圆寨为代表的版筑土墙为主体结构的楼堡，为生土建筑的发展作出三大贡献：一是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汉以来在中国流传一千多年的以木构架为主体结构的建筑格局；二是为建筑高楼大厦解决了木构架结构体系长期无法解决的承重问题；三是为以后建筑规模宏大的多层土楼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

　　附：金山圆寨

　　金山圆寨位于高头乡的金山（高北村承启楼的后山）顶上。金山海拔约800米，其顶部呈馒头状。圆寨周围山势陡峭，只有一条较平缓的山路沿着山腰、山坳通往相距约300米外的古道。这条古道原是人们前往南靖县书洋镇和漳州等地的必经之路，早已废弃不通，但仍遗存石砌路面和一些古代村落土楼民居的残墙断壁。

　　该寨坐北朝南，依山势自下而上即从外到内共有4环石砌护坎，环环相套。一至三环高度均为1.1米，第四环高0.8米。从外到内，环距分别为6.6米、5.3米、4.4米。直径分别为第一环48.6米，第二环35.4米，第三环24.8米，第四环16米。所有单面墙体护坎的保护层，俗称墙裙，均用天然的、不规则的黑色硬石干砌而成。原来的夯土墙已坍塌，平台凸起，经深挖一米多仍不见石块，土墙泥土上面堆积着厚20厘米至30厘米不等的腐殖质，被灌木和苇丛覆盖着。寨址西南面20多米处有一条山涧，流淌着清澈的山泉。

　　其建筑年代，据清干隆十九年（1754）《高头江氏族谱》记载，为南宋祥兴二年（1279）。从遗存的陶瓷碎片也可以推测其约建于宋末至元初（公元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迄今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

　　据现场勘察，该寨地面呈两级阶梯状，第二环与第三环之间为一个平台，第四环以内一个平台。第一环和第三环石砌护坎的毛石每块重50公斤以上。之所以用大石块砌筑，目的在于防止山体滑坡，以维护地盘的完整、牢固。而第二、第四环石砌护坎使用的毛石每块仅几公斤重。之所以较细小，是因为其仅仅作为墙裙以保护无石基的土墙，使其下部免受檐水迸溅和地面积水浸渍。第二环与第三环之间的正南面，有3级约1米宽的石台阶作为通道。

　　据高北村几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回忆，他们小时候曾多次爬上金山顶玩耍，那时圆寨残存的土墙尚在，而且还可以明显地辨认出圆寨共有两环，外低内高，外环仅有一层高，内环1丈高处有埋檩梁的洞痕，由此推测至少有2层楼房。20世纪70年代以后，残墙也全部坍塌了。根据现场勘察以及对当地老人的访问可以推测，该寨系两环相套、没有石砌墙基的军事堡寨式的圆形土楼，与今天在当地所见到的圆楼的形状相同。这是2001年4月29日由永定客家土楼文化研究会发现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永定客家圆楼遗址。 

　　二、土楼初创期

　　早期的永定客家土楼，原来称“土围”，是永定客家人聚族而居，在扺御外来威胁时作为依靠的居所。同时也说明这些“土围”的高大、坚固。这些早期的永定客家土楼，迄今已知或尚存的有建于宋末元初的湖雷下寨馥馨楼，建于元大德年间（1297—1307）的奥杳日应楼，建于元末的高头高东振兴楼，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的湖坑洪坑崇裕楼，建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的湖坑洪坑南昌楼，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的古竹大旧德楼，建于明嘉靖早年的高头高东华封楼、永固楼等。

　　它们在建筑结构、施工技术、立面造型等方面，已显示出独特的建筑风貌，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特点和发展线索：

　　多为方形。楼高三层以上（最高五层），占地300平方米—500平方米。其结构为四周封闭等高，个别的后向高于其余三向，中间设天井。四向外墙既作围护，又起承重作用，支撑横梁和瓦面屋顶。运用横梁和立柱与外墙共同构筑朝向楼内天井的房间，房间外的回廊贯通全楼通道。分隔房间的是泥砖（生土晒砖）砌成的隔墙，也有用生土版筑山墙（“子墙”）来分隔房间的。这种山墙兼有承重作用，不另外立柱。早期的土楼都不设厅，稍后则都有厅，建在中轴线上。有的大楼在天井中央建厅。建于明朝嘉靖初年的高东华封楼还楼内套楼——外围为三层的主楼，里面则套建含有6个厅、浴室和猪舍等的内楼。

　　土墙均无石基。由于承重和防卫的需要，底层土墙特别厚，均在1.7米以上，一般为2米。后来出现“半石基”土墙，即其石基不露出地面。如高东永固楼，前后向墙都有这样的半石基，其余仍无石基。这一时期土楼的屋顶，大多为悬山两坡瓦顶。

　　外墙一、二层均不开窗，三层以上开极狭小的窗。全楼只开一道大门。大门框最初选用粗大的木料，后多用石料，加上特别坚厚的土墙，使整座土楼的防卫功能更加凸显。

　　三、 土楼成熟和鼎盛期

　　明成化十四年（1478），永定建县，这不仅提高了永定的政治地位，也为永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客家人崇尚读书之风得以盛行，一时“文风檏茂，甲第巍科得为数郡冠”（民国《永定县志》）。特别是清康熙、干隆年间，永定人普遍种植烟草，从而带动烟草加工业的发展。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先进的栽培、加工技术，使“永定晒烟独著于天下，本省各处及各省虽有晒烟，制成丝，色味皆不能及”（干隆《永定县志》）。由于风味独特，永定条丝烟荣膺“烟魁”称号而作入朝贡品。自清代中叶至民国初期近200年间，永定条丝烟风靡全国甚至海外，给永定人带来走南闯北、大开眼界的机缘，更带来滚滚财源，造就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富翁，由此还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居民的经济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后，客家人对居所的要求格外迫切。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土楼建筑进入鼎盛时期。全县大小土楼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随着土楼建造数量的激增和人们对宅居质量要求日高，土楼建筑工艺也步入成熟期。土墙从无石基进步到有石基，夯土版筑技术臻于炉火纯青，创造出最富魅力的圆形土楼。至此，方形、圆形、府第式、混合式等造型的土楼异彩纷呈，各领风骚。

　　土楼从无石基到有石基，有一个过渡期，其间或为半石基（即其石基不露出地面）土墙，或沿墙根加罩1米高的石裙遮护。如高东的永固楼，其石砌墙基在地面以下，俗称“暗脚”；奥杳的日应楼没有石基，但墙脚部位罩着石裙以保护土墙。明朝中后期，水患频发，“冲毁房屋，溺死人畜无数”(干隆《永定县志》)，为了更好地保护土墙，才普遍采用砌石基的办法。有了石基，土楼防洪抗潮功能大大增强。

　　土楼从方形到圆形是永定土楼建筑的创造性发展。圆楼主要集中在永定东南部的金丰溪流域，其出现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有丰厚的建造土楼的“土壤”（包括建筑技术与民系文化）。二是客家民系与闽南语系居民毗邻而居，经常发生激烈的生存斗争，有建造防御性特强的圆楼的迫切要求。三是类圆形城堡、山堡提供“圆”的创意摹本。四是特殊的地理条件：除土质黏度适合筑高层结实的土墙，竹木石取材方便外，“窠煞”多也是一个因素。所谓“窠煞”，是从峡谷地带直窜而来的、无自然屏障阻挡的强大气流，它给人畜健康和建筑物都带来严重危害。而圆楼圆形的外围可减轻风力的危害，减少方楼所存在的阳光死角、火力死角，还可减少家族分配居室时的争执，有利于家族团结，增强家族凝聚力。永定金丰溪流域地势高峻，山洪、地震、火灾、械斗等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加上永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永定烟草种植和经营）、人口的繁衍等因素，永定客家先民建筑圆楼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如湖坑南中村的环极楼，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是现存较古老的圆楼。高头承启楼，康熙四十七年（1708）落成，是规模最大、环数最多（4环）、居民最多的圆楼，被誉为“圆楼之王”。其他较著名的圆楼还有古竹的深远楼、湖坑南溪的衍香楼等。进入20世纪后，在永定东南部的古竹、高头、湖坑、大溪、岐岭、下洋等乡（镇），圆楼的发展更是到了鼎盛时期。至今保存完好的尚有360多座。

　　此外，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200年间，永定还出现许多声名远播的方楼、五凤楼等土楼杰作，如古竹的五实楼（建于清康熙、雍正年间），坎市的燕诒楼（建于清雍正年间）、业兴楼（建于清干隆初年），湖坑的奎聚楼（建于1834年）、福裕楼（建于1880年），高陂的裕隆楼（建于1828年）、遗经楼（建于1821年），抚市的永豪楼（建于1831年）、永隆昌楼群（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峰市的华萼楼（建于1886年）等。

　　民国以后，土楼续有发展。其间，永定一些富裕人家的子弟负笈到通都大邑求学，甚至出洋留学，不少贫困人家的子弟迫于生计到东南亚一带谋生。他们事业有成之后，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洋建筑的技术与风格，回乡所建的土楼别具一格，使之成为中西合璧的精品，著名的圆楼——湖坑振成楼（建于1912年）就是其中的杰作。另外，下洋的德辉楼（建于1937年）、永康楼（建于1938年）等，各有千秋，颇具特色。

　　四、 土楼发展后期

　　20世纪上半叶，战乱频仍，永定许多村庄和土楼毁于兵燹。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被毁的村庄、楼房按照民办公助的原则，由人民政府支持重建。其他地区的居民也先后新建几千座大小不一的土楼。新建土楼最多的是大溪乡，新楼占该乡土楼总数的一半以上。至70年代，机关、学校、文化、卫生单位及各集镇街道建造的房屋，仍普遍采用生土夯墙的土木结构模式。

　　土楼易受洪水侵袭，如1996年“8·8”洪灾，造成全县房屋倒塌32635间，损坏29990间；2006年6月18日的洪灾，造成全县房屋倒塌23178间，损坏48760间。这两次因水灾倒塌、损坏的房屋，其中不少就是土楼。为了减少灾害损失，在经济收入大幅提高、新型建材进入建筑领域后，人们均选择建造抗洪能力较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与土楼建筑相比，具有花工较少、便于机械化施工等优点，加上人们观念变化，日渐倾向于单门独户居住。尤其以现代生活标准来看，土楼在通风、采光、隔音、卫生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足；还存在房间小、活动空间狭窄等缺陷。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除交通极为不便的偏远山区外，永定城乡大都兴建钢筋混凝土或砖木混合结构的楼房，土木等传统建材逐渐被钢筋、水泥等现代建材所替代，生土建筑渐渐退出民居建筑领域。但闭塞的环境和相对贫困的居民、对祖产的敬重客观上保护了这一份遗产。所存土楼特别是规模较大、形式独特的土楼，已受到政府龢民间的关注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