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现阶段而论，在社会主义的内地所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在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所建设的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精神文明，随着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必定会发生许多联系，形成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有待人们进行深入的探究。我认为，在一国两制下建设各自的精神文明，必须弄清楚求同与存异的关系和根本的原则。

　　一、一国两制的求同点

　　一国两制精神文明建设中所讲的求同与存异，包含着“求同”与“存异”这二者的内容与关系。从“求同”这一角度来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与关系：

　　（一）求爱国主义之同

　　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公民，虽然分别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但他们多是同根同源同种同文的公民，多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血肉相连，休戚与共，不仅有共同的民族历史、民族特征、民族心理、民族习惯、民族文化龢民族生活，而且因此形成了千百年来历久不衰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正是在这种民族氛围下产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们具有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了万劫不磨的和平统一的坚定信念。如果说，一国两制精神文明建设的求同与存异关系是最为根本的关系，那么，这一关系的求同中所讲的最为重要的“同”，便是两制公民同根同源同种同文所形成的极其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

　　对于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民来说，爱国主义深厚感情的主要表现，一是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坚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坚决反对任何干涉和侵略社会主义祖国领土主权的言行；二是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事业，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腾飞而发光发热，贡献智慧与力量。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公民来说，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就是热爱中华民族，维护和支持中华民族的统一伟业，为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振兴及其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而做出应尽的努力。这就是分别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下中国公民由于同根同源同种同文所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轴心的最大的共同点，最强有力的共同点。

　　不可否认，那些一己之私、一得之利而数典忘祖，卖国求荣，寡廉鲜耻之徒还没有絶种。但是，这决阻挡不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洪流。他们表演得越充分，就越陷入被动的局面，最终会被中华民族这一同根同源同种同文所形成的爱国主义的强大洪流所淹没。

　　（二）求商品经济交流发展之同

　　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和许多差异，但只要是商品经济，都会有共同的规律，共同的要求，共同的表现，这些共同的东西，就是两制中公民能够共处于一国之中的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共同的规律、要求和表现是多方面的。资本或资金、科学与技术、人才与管理、资源与市场、和平的环境，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称谓的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它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过较长时期的积累，而具备了较多的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资本。这样的资本在台湾、香港和澳门，现有流入也有流出。对于大量流出台湾、香港和澳门的资本，在一国两制前提下，社会主义中国内地完全有可能大量地引进，这于台湾、香港、澳门拓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利可图，也于中国内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所裨益。因为中国内地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没有或缺乏足够的资金，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也因此，两制中公民同求商品经济间资金资本方面的交流与发展势在必然。这方面的交流与发展，理所当然地需要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也会牵动科学与技术、人才与管理、资源与市场等等方面的交流与发展。中国内地不仅是科学技术的最大市场，它为台湾、香港、澳门等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更大发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天地。这个市场的吸引力，对于友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中国发展对外合作的有利条件；对于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则是交流与发展的求同场所。而且，发展商品经济都要讲价值规律，都离不开商品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信誉观念和服务观念中许多带有共性的因素。这些就是一国两制公民同求商品经济的交流与发展所包含的极其丰富的内容。

　　当然，两种不同的商品经济在交流发展中相互吸取，并不意味着各自性质的根本变革，也不可能以一方吃掉另一方为归宿。而是说，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是连结对立双方的重要环节，如果因为这个环节的同一而失去双方的本质特性，或化归为完全的融合，这个环节的同一便不是此间所指的内容。

　　（三）求社会生产力进步之同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为它也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积极成果。人们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同时，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成果也加以否定，开除出球籍。无产阶级革命从来就不是以破坏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之目的，它所要打碎的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机器，改变社会生产力所在的私有制为公有制，幷力求保护和发展由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出来的现有的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也在于如何更快地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是否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检验和鉴别社会主义执政党是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分水岭。可见社会主义与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紧密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虽然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根本区别，但这种区别并不妨碍一国两制公民各自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奋斗与劳作。为发展各自的社会生产力而寻求根本性质不同之外的许多共同之点，是对一国两制的积极理解，而不是相反。社会生产力中的人，在这里指一国两制中有劳动能力即有体能、智能的公民，絶大多数是中华民族的儿女。这些人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过程中，共同点是不胜枚举的。从穿衣防寒，种收适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到更深的层次上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等等，这是不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如果硬要在这些问题上冠之以“阶级”、“制度”的质别，那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片面理解，对社会生产力理论的极左态度，于一国两制方针的真正实施极为有害。

　　二、一国两制的存异点

　　一国两制的求同与存异关系，除了求同这一方面的内容，还有存异的一方面。存异的内容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存不同社会制度之异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诞生，敲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丧钟。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剥削阶级制度的新型的社会。在当今世界上，它是唯一能够与资本主义社会分庭抗礼，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寄托着人类光明前途的社会。中国内地与台湾、香港、澳门虽然是同一中华民族，同一神圣领土，但所在的社会制度则是相反的。从世界范围来说，它们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同处于一个主权国家之中。一个主权国家之中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存在，既有其自身历史遗留的原因，也同国际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长期对立息息相关。只要国际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长期对立还存在，而且对立的双方必须寻求和平发展的机遇，那么，同一主权国家内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幷存的局面，也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国之中存不同社会制度之异的客观事实，是不能在短期内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做法，就是顺应历史的现实，在主权国家的宪法内，应明确规定保护该主权国家存在的不同社会制度在特定时期内的合法地位与作用，尤其要保护在社会主义制度占主导地位和作用之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之中的合法地位与作用。从中国一国两制的先行点即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来看，根据修改后国家宪法的有关条文，以及本此精神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法律的地位与作用，是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的。这些规定实际上就是保护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合法存在的权利与义务。它虽然与中国内地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有相同的地方，但本质上是保留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并按其内在的要求来加以规定，充满着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浓重的色彩，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自有许多区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代替也代替不了的。

　　（二）存不同思想信仰之异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受主导地位思想信仰的支配。社会主义制度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信仰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则是反对科学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信仰，首先是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根本不同。前者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为絶大多数人谋福利，后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少数人效劳；二是世界观与方法论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的思想信仰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的，资本主义则是用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哲学世界观为其精神的支柱。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思想信仰，在一国两制中的存在，同样是明显的、尖鋭的。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不能把自己的思想信仰强加给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公民，这些地方资本主义的思想信仰也不会为中国内地所倡导或成为支配的东西。维持现有的不同的思想信仰并保存它们在两制公民内各自支配的地位，是进行一国两制精神文明建设的特殊性之一。正确认识和理解这种特殊性，对中国内地来说，可以防止“左”的或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对台湾、香港和澳门来说，能够减轻“恐共症”所造成的民心波动和忧虑。这是因为，两种不同思想信仰共处于一国之中，总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相互影响。在中国内地方面，不存在“恐共症”影响的问题，但存在来自台湾、香港和澳门的资本主义思想信仰的干扰与侵蚀。如果不加警惕，就有可能产生右的倾向；如果提防的对策与措施教条化、僵硬化，则有可能削弱公民的社会主义思想信仰，就有可能出现“左”的现象。所谓教条化、僵硬化，就是不看一国两制的基本前提，不承认思想信仰上存异的事实，以攻为守，急于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强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鼓动，这就有可能欲速不达，甚至适得其反。因此，存不同思想信仰之异的观念，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中必须得到正确的贯彻。

　　（三）存不同发展道路之异

　　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是两条截然相反的社会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絶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而且是被历史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但这不等于说，现在台湾、香港、澳门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絶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走什么道路问题，台湾、香港和澳门有其自己特殊的情况。它们原来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又愿意沿着这条道路再走一段较长的时间，这完全有其选择的自由，发展的自由，中国内地不会加以干涉，不会加以阻拦，不会加以破坏。如果干涉、阻拦和破坏那些地方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就不会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方针。两制中所指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离开资本主义道路，而空洞地存在。所以资本主义道路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一是决定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防止朝社会主义方向靠拢或转向社会主义；二是决定资本主义的发展途径，并与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三是决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内容，包括对各项文明建设的要求，都要符合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这些，都是一国两制范围内所允许的，也是必需保持的。

　　三、把握求同与存异是根本原则

　　由前述求同与存异的主要内容看，把握好求同与存异关系，是建设一国两制精神文明的根本原则。这是因为：

　　（一）求同与异存原则是前提原则

　　不求同，无一国；不存异，无两制。也就是说，不求同与存异，就没有一国两制及其基本前提。同根同源同种同文而形成的炎黄子孙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保护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成果和拓展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愿望等等，是两制能够共存于一国的主要前提条件。舍此就根本谈不上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能够在一个主权国家之下保持领土的完整，这是一方面。另方面，不存两种社会制度之异、思想信仰之异和社会发展道路之异，就不会有两制的实际意义，也不会有一国的实际意义。因此，求同与存异这一根本原则作为一国两制的前提原则，不能只强调求同而丢掉存异，也不能只强调存异而丢掉求同。求同与存异二者是同时进行、相互作用的。存异是为了求同，求同必须存异；在求同中看到存异，在存异中看到求同，这就是把握一国两制精神文明建设中求同与存异这一前提原则的要义。

　　（二）求同与存异原则是科学原则

　　一国两制是科学的构想，求同与存异原则是科学的原则。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符合中国的国情需要，为生活在中国领土内不同社会制度的公民所拥护，是顺应民心的伟大壮举。而从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中提取出来的求同与存异的原则，是最能表现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性原则。1.因为求同与存异原则的主要内容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一国两制的总体精神；2.因为它理顺了求同与存异的辩证关系，提供了进一步认识一国两制的方法；3.是将一国两制的前提条件作了较为集中的归纳，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当然，除了求同与存异原则外，一国两制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有其他方面带规律性的东西，也同样表现了它们各自的科学性。但是，这些方面都是由于求同与存异的关系决定的，都要在求同与存异原则下发挥作用。总之，求同与存异原则是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前提原则，因而是一国两制构想科学性最为直接的表现者。

　　（三）求同与存异原则是长期原则

　　一国两制不是权宜之计，不是管几年或十几年，而是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起码是50年，因而是长期性的。反映一国两制的求同与存异，也由此决定的道理很明显。问题在于香港、澳门和台湾公民中，有些人怕变，怕说了不算数。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一国两制具有法律保证的稳定性、连续性。它是建立在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上，有一个统一政权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权威来确保其稳定性和连续性。这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国际上两种不同制度的和平共处有所不同。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的信誉有口皆碑，更不会拿已定国策大计当儿戏。诚然，事物总是要发展、要变化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一国两制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一定会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台湾和澳门的繁荣和发展，而不是损害他们的合法利益。

　　（这是作者于1988年4月-1990年4月所写的论文。较早提出一国两制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之一是求同存异，包括求同点——求爱国主义之同，求商品经济交流发展之同、求社会生产力进步之同；存异点——存不同社会制度之异，存不同思想信仰之异、存不同发展道路之异。同时提出了把握求同存异原则是根本原则。多家报刊发表，引起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