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本书——香港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黄地峒遗址的中期研究报告与读者见面时，很可能有点骇然。因为众所周知，在此之前，香港地区以及香港周边地区都未曾发现过超过距今6,000年前的文化遗址，何来一下子就冒出了一个距今约4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在惊讶之余，未免令人捉摸不定，引人怀疑，这种怀疑我们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当今社会一些不正之风已渗透到任何一个角落，连以前被大家认为最乾净的领域——教育界和科技界也受其污染。剽窃别人的成果，弄虚作假，伪造科学成果不良之风时有发生，谁敢保证当今公布的这么重大的成果不属此例？所以当此发现公布时，引来一些疑问是不足为奇的。但在对待这一新的发现时，我们遇到截然不同的态度。当人们（包括内行和非内行人士）知道有此发现时，都明白这是考古学上一件重大的发现，尤其在岭南地区，特别是根本不会想到的，会在珠江口的香港沿海地区，居然冒出了这么重要的文化遗址。它的发现将对研究我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的系统演化，对旧石器工具制造流程的研究，对这一时期岭南地区各地域的文化交流问题的研究，甚至对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将诞生的原始农业、家畜饲养、原始宗教和艺术以及生产类型转化问题的研究，都能提供十分珍贵的实物材料。因为经初步研究发现，在这个新发现的打制石器制造埸中，所有旧石器的打制技术都能看到，而且数量之多，石器类型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单凭这一点，稍有一点考古专业知识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个发现的分量。所以絶大多数的考古同行都为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而欢欣鼓舞，拍手叫好。不过令人费解的是，有个别人他不是对这一发现有疑问，而是好象遇到瘟疫一样对此发现深感不安，甚至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职权，千方百计地否定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的公布和阻止继续深入发掘和研究下去。这种作法十分令人不解和怀疑，使人不禁要问这些人想干什么？为了能让读者更客观地瞭解这种现象，我们在此中期研究报告与读者见面之前，只能如实地把这个重大发现全过程公布于众，以正视听。

　　事情要从2003年说起，2003年冬的某一天，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现在香港某工程顾问公司任高级环境顾问的吴伟鸿先生，当时他还是香港考古学会的副主席，带着几件石器标本去拜访以前教他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课程的张镇洪老师。师生多时不见面，一见面交谈甚欢，直到交谈将要结束时，吴伟鸿先生不好意思地把带来的几件石器标本从背包里拿出来，请张老师帮忙看看，当时他本人并没说是人工打制石器，只是作为怀疑品带来了。张老师接过标本一看，神情马上紧张起来，再仔细看一遍后，马上就问吴伟鸿先生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吴先生觉得老师问得有点紧迫，于是反问张老师一句说：“老师觉得这几件标本是否是人工打制的？”张老师肯定地回答“不错，而且相当典型”。接着老师连续提了几个问题，问具体地点在哪里？堆积面积多大？厚薄情况如何？周边生态环境情况如何？吴伟鸿先生一一作了回答。但由于事先不敢确定一定是人工打制石器，怕老师说自己学了半天，真假都分不清，所以第一次只带来了少数几件标本来。经老师看过后，肯定的成分多了许多，加上老师问及的一系列问题也不十分清楚，为了慎重起见，按照老师的建议，返回香港后，吴先生在百忙之中，再次抽空和他的大学时代的学长黄虎先生，一同重返第一次钓鱼时发现打制石器的海湾，仔细地作了一些调查。在一个多月后，把调查中采集到的各种类型石制品再一次带到广州中山大学去，让张老师再次仔细鉴定，同时把这批人工打制石器大约分布的范围和地层堆积的状况以及周边的自然环境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根据吴伟鸿先生送来的石制标本和他介绍的各方面情况，张老师初步确定两点：1.这批标本的确是人工打制石器，絶大多数是石片石器，而且加工技术水平比较高，石制品种类相当丰富。加上当时还未发现任何刃部磨光和通体磨光的石制品，也无陶片共存。所以认为属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可能性很大，十分重要。2.根据这批石制品的分布情况和数量之多，以及现场存在不少大的台状石核，所以认为此遗址可能是一个石器加工场。值得进一步的调查和试掘。于是张老师建议吴伟鸿先生回到香港后，马上与当时的香港考古学会朱敏初主席及全体执委商量，是否可以向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古物古迹办事处（下称古迹办）申请执照，利用特区政府每年批给香港考古学会的十五万元活动经费作为首次调查试掘经费，同时考古学会的会员也可直接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不是很好吗？这样一来既不违反香港考古学会活动经费的使用原则，而且又不用等待专门经费的申请要很长时间，若果调查和试掘结果的确证明该遗址是一个有价值的文化遗址时，我们再给特区政府打报告，正式申请专门经费也不迟。这一建议很快得到香港考古学会领导层的支持。于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香港考古学会和当时的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现称为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两个单位协商组建了一个联合考古队，并签下一个合同。合同规定这个联合考古队的领队由该遗址的发现者之一，当时任香港考古学会副主席的吴伟鸿先生担任，并请张镇洪教授担任联合发掘队的首席顾问，计划上报到古迹办处，不久得到了同意，于是调查和试掘准备工作马上行动起来。香港考古学会不仅在后勤设备上密锣紧鼓地在作准备，而且立即为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参加黄地峒遗址调查和试掘的成员，办理赴港的通行证手续。不到二个月时间，一切筹备工作就绪，于2004年11月29日，联合考古队全体成员集中到榕树澳村去，开始了调查和试掘工作，根据整个计划的要求，全队首选投入围遶着遗址周边5平方公里范围的调查，从地理位置、地层出露情况和地质结构、生态环境、海岸线变迁等情况进行较为详细的调查。兵分几路，详细记録，根据地质图反复核实，进行必要的采样观察及对比研究，回到住地后及时进行交流讨论。经过近一个星期的大面积调查后，有几点情况是瞭解清楚的。1.在5平方公里范围内（南起榕树澳、北到荔枝庄、东到黄地峒东麓、西到企岭下海西岸的井头村一带），有多处的凝灰岩出露，其分布呈三条带状的露头，其海拔高度分别是27米—35米、45米—50米、最高一条带可达80多米。经调查证实只有现黄峒洞遗址对上约35米处的凝灰岩有被开采的痕迹，因为在此凝灰岩脚下平台上堆有1.5米厚的凝灰岩大小岩块和石屑棱角砾状的碎片，还有一些石制品毛坯、半成品、残品等。证明古人类在开采石料之时还就地取材进行加工石制品，其余各处的凝灰岩出露处未见被开采的迹象。2.黄地峒一带的基岩是泥岩和砂岩由于受多次（起码三次）的海浸海退的影响而出露一些海蚀平台。3.确定类似黄地峒这一类型遗址。在这5平方公里范围内只有黄地峒一处，而黄地峒遗址、东边背靠山，此地面向企岭下海，如果以T4为中心线，南边可达180米，北边可达170米，即从鳌鱼头一直到深涌的渡轮码头。东西宽可见者已达50米，在海滩上被水淹的距离则难于确定。大约估算一下，该遗址的核心面积约有3,500平方米。4.在黄地峒遗址对面企岭下海的西岸，在井头村一带发现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物。由于在井头村未深入钻探，更早期的文化遗物暂时未发现。但从地形、地貌观察结果来看，在此发现更早期的文化遗物和遗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大面积踏勘完成后，我们马上开始了在出露石制品最密集的区域内挖掘了5个探方（T1—T5），T1—T2开在石料场正对的潮间带上，T3—T4开在石料场对下海拔10米—12米高的山坡小平台上；T5则开在距T4约40米东南边的山坡上，同时在T5周边，每隔5米钻一探孔，共钻了4个探孔。T5开挖下去不到1米已见基岩，而4个探孔最深的可钻到1.2米便见基岩，余者在0.4米至1米区间不等。但都没发现任何文化遗物。后来再仔细观察，围遶着T5周边的约225平方米的范围内，其倾斜度较小，并稍有凹陷，象一浅窝，经与郊野公园管理部门联系，瞭解到在修筑临海小路时，曾经在此附近挖采过山坡上的泥土作为临海小路的基础，所以留下我们上述所观察到的情况。故此，我们就决定不在此范围内布方进行试掘，而集中力量在T1—T4范围内进行试掘，2004年试掘，发现的出土石制品共3,261件。如果连地表采集者算在内则有6,000件，而且我们还分别给各种测试项目采了土样，带回中山大学物理系全国重点实验室—激光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以及将另一批土样送到中山大学地环系孢粉室进行生态环境方面的各项测试。其结果就是我们已经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人类学学报》第25巻第1期中发表的数据。光释光测年结果主要文化层的年代是距今6800±600—39000±1320年，基本上和我们在测年数据未出来前，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和器物形态特征、种类以及加工技术水平的估计，该遗址年代的跨度距今约6,000年至40,000区间的结果是一致的。

　　当时根据香港在回归前和回归后，对田野工作中的每次考古发现所采取的处理惯例，一般都及时举行记者招待会，把工作成果及时向香港普罗大众公布出去，那怕是发现少数几件文物也要这样做，以示香港历史的悠久和文化沉淀的丰厚，证明并非属于文化沙漠之地，尤其是对于一些时代比较早、比较重要的新发现更是如此。但当我们向香港特区政府主管文物考古业务的古迹办提出要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时，古迹办负责文物考古工作的孙德荣馆长，就以慎重为由，不同意我们在试掘完成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为什么要慎重？他认为这个发现对于香港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以往香港的一切考古发现都没有超过距今6,000年前，加上上世纪80年代内地一位较为资深的地质学者李平日先生，在他写的一本著作中认为珠江三角洲成陆的时间是在一万年内发生的事，于是被一些考古工作者误认为，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在一万年前不可能有人类的活动（原作者认为，这纯碎是一种误解），所以黄地峒遗址的发现不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只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产物。但在已被发现的近6,000多件的石制品中居然没有一件磨光石器，连刃部磨光的石制品也没有，而且具有新石器时代特点的器物和陶片都没有。后来北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一位学者声称在全部出土的共约一万件的石制品中，他发现了两件具有刃部磨光痕迹的石器（其实这是大面积调查时，我们在距离遗址范围外一公里处的地面上采集到的）。这怎么能和黄地峒遗址扯上关系呢？所以非常费解。后来联合发掘队的成员又从海浸海退所引起的海平面升降对整个黄地峒遗址可能造成的影响角度来探讨，结果证明在距今一万年以后，这个石器加工场已基本难于再被利用。研究结果认为，也就是在距今40,000年前至10,000年以前这一期间，黄地峒地区被古人类利用的可能性才真正存在。超过这段时间后，由于海平面的上升，石器加工场只剩下山坡这一小部分出露。这一小部分出露，开采石料还勉强可以，作为加工场就不可能了。这种结果和年代测定的结果也是一致的（详细情况可看海平面变迁一节）。

　　但是在此时候，古迹办又给我们传来另一个看法，说有人认为我们试掘的测年采样不科学。因为我们为了携带和送样方便，把从发掘现埸采的测试样本拿回到我们的发掘队住地榕树澳，在暗房里用地质队常用的漂选法，把样本浓缩，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对测年有影响、不科学，所以测出来的年代不可信。鉴于此，这个发现更不能对外公布。此外，謡言散布更不止这些，有些人认为，既然是一个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为什么不找一位专门搞旧石器文化的人负责发掘现场的发掘工作？这种讲法我们认为太外行了。史前遗址（包括新、旧石器文化遗址），田野考古发掘的要求基本是一样的，善长于新石器文化遗址田野发掘工作的学者，在进行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发掘时，只要按旧石器文化遗址个别特殊要求去做外，其余做法都是一样的。何况黄地峒联合发掘队中长期从事旧石器文化研究的人不止一个人，而且他们发掘过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在国内从北到南不下十个之多，有他作为发掘队首席顾问，又何愁会出大差错呢？所以这些言论使我们深感疑惑。在这种情况下，联合考古队全体成员再三考虑，为了顾全大局和进一步把原因瞭解清楚，决定暂时不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此重大发现。同时进一步仔细检查本身工作的不足之处，作出如下决定：首先，开始作调查和试掘的全面整理工作，编写试掘简报。其次，广泛邀请各有关方面的专业人员（包括港区和内地的）前来香港观看黄地峒出土的石器标本和发掘遗址现场。其三，尽快把各项测试样本送达测试单位进行测试。其四，与原香港考古学会主席朱敏初先生商量，决定邀请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门从事旧石器文化研究的研究员、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张森水先生前来香港考察黄地峒遗址及其鉴定出土的石器标本，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后来，在香港考古学会主席朱敏初先生的正式邀请下，张森水先生于2005年2月20日到港，入住榕树澳，用了五天时间，把试掘和调查期间发现的全部石制品观察了一遍，并四次考察了发掘现场，观察了出石制品的地层幷亲自爬上很陡的约60度山坡上乃至基岩露头，实地考察石料来源――凝灰岩的出露和开采情况。在此期间，也曾与联合发掘队的成员，进行过意见的交流，并参加了由香港考古学会召开的关于黄地峒遗址的座谈会，在会上，张森水研究员对黄地峒遗址的调查、试掘工作，发表了几点观感：第一点，认为这次黄地峒遗址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起点高，取得良好效果。第二点，把黄地峒遗址性质定为石制品制造场准确无误。第三点，这一发现是近十年来岭南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第四点，在当时光释光测年还没有出结果时，根据石器类型和旧石器加工技术属模式Ⅰ，再加上遗址的地貌和地层，他赞成张镇洪教授提出暂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座谈会上，张森水研究员再三建议，由于这个发现十分重要，希望联合发掘队继续努力把发掘工作进行到底。在座谈会上朱主席也很客观地介绍说，此会主要是让大家看看出土的石器标本和听听大家的意见，特别是想聆听一下张森水研究员的看法。在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也有人提到上面的謡传，我们一一作了回答，并告知大家，为了所谓慎重起见，在絶对年龄测试结果未出来之前，请新闻媒体暂时不予报导。当时古迹办的孙德荣先生也在埸，按理都能清楚地听到张森水先生和大家谈到的意见，为什么后来他会那样做，我们就难于理解了。

　　由于张森水研究员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更加证明黄地峒遗址联合考古队经过首期调查和试掘后，所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正确的，这大大地加强了考古队全体成员的信心，在2005年春节过后，在张森水先生的建议下，联合考古队做了两件事，第一，马上组织全队的力量分工对调查和试掘的标本和资料加工整理及研究，尽快地完成黄地峒遗址的试掘报告。第二，根据自己的总结和同行们对我们第一期工作的意见，岭南考古研究中心与香港考古学会领导层商量，决定在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期间举行黄地峒遗址第一期正式发掘。按上述的计划，由香港考古学会代表向古迹办提出申请发掘执照，并得到批准，但发掘经费仍然利用特区政府批给香港考古学会每年基本固定的活动经费15万元港币。古迹办没有批给专项经费。在发掘队全体成员的努力下，在香港考古学会全体会员的支持和参与下，《香港深涌黄地峒遗址试掘简报》很快地完成，幷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人类学学报》第25卷，第1期上（2006年2月）。黄地峒遗址第一期正式发掘经过密锣紧鼓的准备后也按期举行，为了使这期的发掘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科学性，联合发掘队向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出请求，希望能派出张森水先生来担任联合发掘队的首席顾问，指导我们的第一次正式发掘，所业务高星副所长欣然同意，张森水先生也高兴地接受我们的邀请，因此，按照计划，张森水先生从头到尾都在黄地峒遗址工地和大家一起工作，而且天天如此，整个发掘计划从制定到具体实施过程他都积极给予指导，并在现场亲力亲为地进行各种石制品加工技术的试验以求得更多的信息。另方面，我们根据古迹办提出的各种测试样品的要求，用不锈钢管作为载体来进行采样，发掘过程中的测量和拍照以及绘图，都按高要求来进行（详细介绍在第二章文化地层部分）。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欢迎同行来参观指导，期间曾多次邀请古迹办有关领导来检查指导工作。也多次邀请香港高校有关同仁前来交流经验。国内的考古同行，来港进行学术交流者，也有前来参观指导的。对此我们都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和无限欢迎。来参观指导者中不少人对我们的工作加以充分的肯定，与此同时也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甚至进行热烈的学术交流，这些活动无形中对促进黄地峒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虽然香港政府相关部门主管公仆对此项工作持不积极的态度，但是我们保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在第一次正式发掘进行了一个月后，出土的石制品更多，连采集到的标本算在内已接近一万件，可惜由于经费即将用完而被迫完成两个探方后，其余探方全部暂停。我们把情况即时报告给古迹办，但主管负责人毫无反应。其实发掘工作进行到这个时候，出土的文物和遗址中观察到的各种因素，与上一年试掘时所得的初步结论是没有任何矛盾的。按理主管者也应多少改变初衷，积极协作把事情处理好才是，但结果令人十分失望。直到第一次正式发掘行将结束之际，出于慎重起见，我们把黄地峒遗址从发现到调查试掘，以及第一期正式发掘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都给中科院专管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业务副所长、专门从事旧石器文化研究的高星研究员和全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吴新智院士作了详细介绍。并由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出面诚邀他们在百忙之中，抽空亲临香港黄地洞遗址现场参观指导，结果吴院士和高博士欣然答应前来。

　　吴新智院士和高星研究员的到来，对联合发掘队的工作有极大的帮助，两位先生的学术水平高，经验十分丰富。态度认真，学风严谨，他们不仅听介绍，更多时间是看出土的实物和遗址现场的发掘工作，同时利用休息时间找参加发掘工作的成员交谈，深入瞭解情况，他们也主动地和古迹办及香港考古学会其他人接触，以此瞭解到更全面的情况。联合发掘队内部成员也曾经利用工作之余坐下来互相交换看法，对自己的发掘工作进行客观的评估，对周边反映的意见，心平气和地加以分析，最后只有一点大家最无法解释的是，古迹办主管考古工作的公仆为什么对待黄地峒遗址发现的态度不是高兴而是惧怕，好像怕传染病似的。不让古迹办搞考古的成员到遗址工地来过问一下工作。连调查、试掘和第一次正式发掘加起来差不多近三个月长，他一共只来过三次，最后一次还是在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三天陪吴志华总馆长一起来的。头两次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来的。我们在调查和试掘开始了不久，曾通过我们的领队吴伟鸿先生代表联合考古队向古迹办提出，希望能给我们派一个联络员，以便加强互相沟通，但得到的回答是古迹办工作忙派不出人来。根据我们多次（11次）应邀来香港特区进行考古田野工作的经验知道，只要是古迹办主管的考古田野工作，不管工程多大也不管工作时间长短，都会把每个遗址的发现及时向上级主管领导汇报和在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全港市民有一个正式的交待，因为我们每个田野考古工作，所花的经费都是香港纳税人的钱，作为花钱人的我们，不能花了就算了，花了有何结果都应和以往各次工作一样，应向社会公布，一般的发现都要公布，何况像西贡深涌黄地峒如此重大的发现，更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出去，古迹办主管考古工作的孙德荣先生以所谓“慎重”为名，而不同意及时把这个重大发现公布出去，头一年调查和试掘完成后，由于不少工作还未有结果，提出大家慎重些为好，这种提法我们大家都接受了，而且为尽早把重大发现公布出去而把各项研究工作做好，当调查和试掘的研究简报完成后，并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人类学学报》发表，加上第一期正式发掘取得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后，联合考古队委托领队吴伟鸿先生再一次和孙德荣先生联系，希望古迹办出面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把发现黄地峒遗址这一重大发现向全港市民公布，因为我们觉得在工作了一年多之后才公布出去，和过去香港所有的田野考古工作向外宣布新发现的一贯作法已经超出寻常的惯例。但我们这样的请求，也没得到同意，我们得到的回答是，要举行新闻发布会你们联合考古队自己去召开，古迹办不会派任何人来参加，这个回答明白人一听就知道，古迹办是不赞成联合考古队的做法的，问及理由还是一句话：“为慎重起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近万件实物标本，而且对遗址的范围、性质和年代、周围生态环境的各种的因素变化都已经有基本的认识情况下，有什么不能对外公布的？我们知道以往的公布也不是等所有问题都解决后才公布的，况且，中科院几位老先生也认为，公布出去便于所有人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有什么可怕的？由此可见，这种所谓“慎重起见”并不是真正的理由，而是另有其他的原因和企图。

　　联合考古队全体成员考虑再三，抱着对工作负责的态度，不管这个遗址是旧石器时代的还是别的时代的，我们都认为应该向特区政府、香港市民大众公布此发现，哪怕鉴定错了也要这样做才对。科学研究不可能一下子什么都弄明白的，而应该公布出来，让大家都来关心这一发现，支持继续把发掘和研究工作做好。出于这一目的，联合考古队决定于2006年1月4日，在离遗址不很远的香港西贡乡事委员会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首次黄地峒遗址发现新闻发布会，向全港新闻媒体公布了这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整个发现过程和经过两年来调查、试掘及第一次正式发掘后所取得的成果。在发布会上既讲到了这个文化遗址的重要性，由于它的发现，把香港地区的人类历史从距今六千年左右提前到距今约四万年左右（详细数据可看第五章年代测定结果部分）。证明香港地区的文化产生和存在的时间不仅限于一万年以内的事情，而是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四万年前就已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香港的远古文化，有力反驳了过去有人认为香港地区仅有约六千年历史的文化沙漠地带的错误看法。在科学上更为重要，黄地峒遗址的发现，出土如此多的人工打制的石制品，而且这是一套全新的文化类型，这为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系统演化，提供了大批珍贵的研究实证，也为现代中国人的起源以及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实物证据。因为最新的分子人类学（DNA）研究成果告知我们，现代中国人的形成就在距今约四万年时期，中心地区正是广东地区，而迄今为止，能证明四万年前人类在这一个中心地区生存和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化遗址，也就只有深涌黄地峒遗址一个，由此可见，其重要性有多大，其科学价值有多大就不言而喻了。黄地峒遗址的发现是值得庆贺的，香港人也应为此而感到骄傲，因为这个遗址是由香港两位普通的考古工作者发现的，他们就是吴伟鸿和黄虎先生。他们本科毕业于台大人类学系，回到香港后，黄虎先生虽然不干考古工作了，而吴伟鸿先生则在环评公司中继续搞考古，但他们对考古工作都十分热爱，也经常关心香港地区的考古工作信息，尤其是吴伟鸿先生，一直工作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因此在工作之余，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也对周围的迹象给予注意，无意之中就发现了这么重要的文化遗址。一些人认为这是偶然的碰上了好运气，但我们认为这是敬业者对专业执着追求的结果。只要有机会就会从偶然的机会变成必然的结果。我们其他专门从事专业教学和研究的专家教授，包括直接参与工作和指导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我国当今从事旧石器文化研究的掌门人张森水研究员、还有不远千里前来现埸指导的，也是专门从事旧石器文化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业务副所长高星研究员，以及作为联合考古队成员的张镇洪教授、邱立诚研究员、曾骐教授、郑卓教授、谭惠忠高级工程师、王宏副教授、加上香港考古学会以朱敏初主席为首的执委们，都一直认为我们并不是直接的发现者，我们是一班协助发现者把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加以验证的义务工作者，我们只能起到緑叶傍红花的作用。这是我们这班学者的心态。我们都尊重和敬佩两位发现者，大家没有因为发现者不是来自资深或大名鼎鼎的专家而感到不舒服或对他们有所歧视，相反被他们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

　　您们还不知道，在调查和试掘进入高峰期的时候，遗址发现者中之一的吴伟鸿先生正逢爱妻病重住院期间，家中还有一个正在读中三的小儿子需要他关照。家中老人一来年纪大，二来又不住在一起，怎经得起来回奔波劳累？在这种情况下，吴伟鸿先生并没有因此而中止黄地峒遗址的调查、试掘工作，更没有告诉联合考古队任何一个人，只见他不辞劳苦，大老远地奔跑于屯门和西贡榕树澳之间。经常将近天黑时才急急忙忙赶撘深涌至马尿水码头最后一班渡轮经沙田坐车回家。我们有时也觉得奇怪，当问起他时，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他太太近来不太舒服。这样我们也不多问了。其实，此时他太太已住院做肺癌切除手术两次了，病情已进入晚期，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第一次正式发掘开始的时候，他一直在完成试掘研究报告的编写外，还全力为来年（2006年）的第一期正式发掘作一切的准备，直到他办理完他太太的后事时，我们才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当时联合发掘队全体成员，特别是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成员，都低头不语，心中大有亏疚之感，一时什么话语都说不出来，只拍拍吴伟鸿先生的肩头说声请多多保重。后来连北京来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张森水研究员、高星博士等人知道此事后，深为震惊和感动。吴新智院士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说：“在革命年代，为国家作出伟大贡献的优秀革命者在大是大非面前也不外如此。难得是在和平时期里，一名普通的学者，居然能作出如此感人之举措，真可称之为伟大！而且事情发生在香港特区，更值得我们学习。”后来当吴伟鸿先生为太太办完丧事后，大家曾劝他稍为休息一下，不要再上工地来了，顺便把家务事也处理一下。但他没作多日的休息，只把家里的事情稍作安排后就马上回到发掘工地继续积极地投入发掘工作。作为联合发掘队的领队，真正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精神非常可嘉！上述的经历和感受，在新闻发布会上，张镇洪教授受联合发掘队同仁的委托，曾动情地作了简要的介绍，他最后感动地说，这是一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现，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并加以发扬光大！

　　本来新闻发布会开过后，我们认为事情应该告一段落，因为我们的工作对政府、对人民、对自己都有了一个交待。尽管我们的工作远没有结束，但没有经费你又能干什么？我们在无奈之余，心里觉得有愧疚的是，两年来都把特区政府每年给香港考古学会的活动经费共三十万元全花了，而没有从古迹办那里得到一分钱。

　　在新闻发布会开过的第二天，全港的大部分新闻媒体对此作了不同程度的报导。过后的第三天，古迹办的执行秘书吴志华总馆长由孙德荣馆长陪同，亲临联合发掘队住地榕树澳村拜访了我们，吴志华总馆长首先转达了上级首长对黄地峒遗址发现的重视，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意义重大，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尽快制定出一份继续发掘和研究的详细计划，交到古迹办去，并对北京中科院吴新智院士等人的光临表示欢迎和感谢，也对发掘队全体成员的生活表示关怀。对此全队成员都非常激动，十分感谢特区政府上级部门领导的关怀和支持。随后，我们全队成员立即召开会议，讨论落实上级领导的指示，马上分工决定，一边进行第一次发掘出土文物的资料整理和初步研究，一边组织力量编写继续做好黄地峒遗址工作的计划。

　　在春节过后不久，于2007年 2月20日，在香港九龙公园，原历史博物馆旧址里（现称为文物探知馆）曾由孙德荣馆长主持召开一次与香港考古学会执委对话会，会上，张镇洪教授代表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和中科院古脊椎所参与黄地峒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人员发表一个书面意见书，名字是《我们的表态》，其中有一点就是说，对于黄地峒遗址的工作，我们这个联合发掘队并没有长期做下去的想法，我们只希望特区政府主管考古的部门能拨款支持我们，把第一次正式发掘中已开了方，作了一半的探方继续挖到底，完成这一任务就可以。因为开方挖了一半而没有完成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作法，考古界从古到今极为少见，我们不能这样做。考古界同行也不会同意我们这样。完成此任务后，我们可以比较完整地给香港特区政府和广大普罗大众有一个更完整的交待。在对话会上，古迹办提出要求，要在已回填的T4探方挖取土壤作光释光测年之用，我们认为这样取样，会影响测年的准确性，而且这样作法有违正常考古的作法。因此，不同意古迹办重开挖T4探方回填土取样。会上我们建议古迹办可在T4探方旁边留一隔梁然后另开挖一个新探方取样，这样取得的土样更为科学、纯洁，不受回填土的污染，测年的准确性可大大提高。但古迹办在2008年5月不顾我们的反对，仍然开挖已回填的T4探方取土壤作光释光测年。不过结果仍然在我们所测得的数据范围内。

　　在根据吴志华总馆长转达的上级首长指示，2006年春节过后不久，以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和香港考古学会名义作好的计划书。就由发掘队领队吴伟鸿先生亲自送给孙德荣馆长。在讨论下一步工作的过程中（在计划中也清楚地表明），大家一致表示下来继续发掘和研究都不能再占用香港考古学会每年的活动经费，应该向政府申请正式的项目经费，这是第一决定。第二个决定是，为了保证黄地峒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质量，使其水平更高，我们当着吴新智院士和业务副所长高星愽士的面诚恳地提出，希望所里能同意让张森水研究员作我们的首席顾问，继续指导下来的发掘研究工作，对此吴院士和高副所长都表示乐意接受，并提出只要工作需要，研究所里都能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建议进一步加强多学科的参与，以此来加深研究成果的广度和深度，我们对这建议也给予充分的认同。第三个决定是，下来的工作仍要保留这一团队，考古队的领队仍由吴伟鸿先生担任，其他人员仍继续负责原来的工作，只是在此基础上把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力量加进来。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第四点要表明的是，大家认为黄地峒遗址面积这么大，内容这么丰富，一个考古发掘队要包起来是不现实的，古迹办从需要出发，另外多请些考古队参与也是正常的，这是集思广益的作法，没什么不好。个别人造謡说我们想垄断此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这是别有用心和不负责任的讲法。可惜我们的工作计划交到古迹办孙馆长手上，到目前为止仍未有回复，什么原因？谁也不知道。我们本来认为，上级领导已表示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肯定和支持，下来的工作将会能比较顺利地进行。但形势的发展并非如此。而困难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变得更为严峻。这种情况发生在香港特区政府属下的基层部门中，实在令人遗憾。

　　三年多时间过去了，仍没有任何消息，在此形势下我们在没有任何支持和资助下，只好把调查、试掘和第一次正式发掘所得的资料加以整理、研究，以中期报告的形式出版出来，作为给香港特区回归十周年大庆一份迟到的献礼。以下是报告的详细内容，请多提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