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十三行有着极为丰富的经济、文化的资源。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而言，是一面非常难得的历史之镜。因此，全方位展开对十三行的研究，从多角度切入，已是当务之急。它藴涵有时间、空间、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广泛的内容，横跨有从广东至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文、经济、地理、城市建设的重大命题：海上丝绸之路、官商与民商、锁国与开放、社会转型、文化传承与扬弃……等等。在当时封建极权统治之下，十三行的存在，当为国门所开的一条缝隙，其与贡舶贸易相左的商品平等交换、互惠互利的自由贸易，是必带来世界上先进的思想、文化，对天朝上国的体制以相应的冲击，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打下了基础，对中国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与之伴随的还有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物质文明。我们对十三行的物质层面的研究已有相当成果，事实上，无论是粤海关、还是东印度公司，对于丝绸、陶瓷、茶叶的贸易，都有着相当详实的记载，为外贸史的物质层面提供了厚实的研究材料。但对制度层面的研究，却深入得很不够，这不仅需要掌握清廷制订的制度，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而且更需要对行商的应对策略、包括变通方式、以及外商所在国的制度、政策有所把握，这里面的内容当更丰富、更发人深省、更具历史价值。

　　【关键词】十三行　历史价值　借鉴意义

　　一

　　纵观中国一部外贸史，开海——禁海——开海——禁海，循环往复，内中当有多少干坤？从“絶对的海禁时代”（梁启超语），到“一口通商”，再到“五口通商”，门户开放，又当更有多少诡谲的历史风云？近年来，愈发引人注目的，则是“一口通商”之际的“十三行”。其之引人注目，是因为这么一个独特的外贸机制，在2000年的外贸史上，占有约五分之一长的时间，即从明嘉靖年间至清咸丰年间400年，而这在世界贸易史上更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几乎是从葡、荷、英相继称雄海洋始，至苏伊士运河开凿的前夕。十三行在这么一个世界大背景下，几乎独占中国对外贸易约4个世纪，期间又有多少历史症结须解开，多少经验可借鉴，多少功过应评说。难怪日本学者在翻译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时称：“余欲从中国商业与中国商人之究明，而致力于解释中国得以保持四千年生命之故”，竟上升到了华夏文明几千年经久不衰的历史高度上来破解“十三行”商贸之谜。

　　毫无疑义，十三行是中国外贸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华彩乐段，有着极为丰富的经济、文化的内容须发掘。尤其是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而言，更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是一面非常难得的历史之镜，我们没有理由不从中汲取到厚重、丰硕的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全方位展开对十三行的研究，从多角度切入，已是当务之急。我们可以当之无愧地宣布：十三行，是广东经济史的一大亮点，更是广东对于全国而言的一块历史文化的名牌，擦亮它、打磨它，对于广东这么一个经济强省，更上一层楼，成为文化强省，其意义非同小可。广东的学者、作家，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一历史任务：的确，十三行的价值怎么高估也不为过，这么一个历史的专有名词，它藴涵有时间、空间、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广泛的内容，横跨有从广东至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文、经济、地理、城市建设的重大节点：海上丝绸之路、官商与民商、锁国与开放、社会的转型、文化的传承与扬弃……等等，须展开的研究层面非常之多。做好了，自获益匪浅。

　　二

　　把十三行的时间跨度，置于世界历史的演进上，无疑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其时的欧洲，刚刚走出了中世纪，由神的时代走进英雄的时代，启蒙主义、人文主义兴起，工业社会、航海事业迅速发展；而在中国，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因改朝换代遭到了扼杀，游牧民族却视封建的农耕文明为先进楷模，从而视商贸为末流，与世界的大发展发生抵牾，却又不能不藉助外贸支撑国家经济——连赔款也要让十三行支付，这种历史的错位，势必诱发社会的阵痛，这么一个商业群体，到底又能提供多少近现代的思想观念？围棋中的几个气眼，能盘活出什么吗？

　　而今，中国已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回过头来，再看30年前，几乎也同样是30年的“一口通商”，历史似乎又显现出了其惊人的相似的一面。虽然历史的大场景已发生重大的置换，离十三行消亡的时期亦已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经历了2000年封建社会的中国，这100年又能走出多远？法国人在《停滞的帝国》中，把林彪和和珅相类比，暗喻中华大帝国并没什么多大变化，这在我们似乎难以接受。而当年的“一口通商”，是出于明清二朝自视为“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理念，根植于封建帝国的封闭、慵懒与保守；而共和国建国后30年，仅余下在十三行所在的地方进行“一口展销”的广交会，当是出于无奈：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但仔细反思，那种闭关锁国的理念难道不一样根深蒂固么？而历史相似之处，更有朱棣恐惧建文皇帝逃至海外而禁海，顺治、康熙因台湾仍在郑成功手上而“片板不得入海”，“一口通商”似乎是一种命定：从锁国到开放，这“一口通商”分明是当中一个逃避不了的重要过渡环节，功否，过否，谁人评说？

　　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十三行所在的这片土地：唐代的蕃坊，宋代的市舶司，明清的怀远驿至十三行，乃至共和国之处三十年之久的广交会，我们可以说这里有天时（第二自然之社会的发展）、地利（自古以来海上丝路的始发港），但更重要的是人和——当我们读到西方的史学著作，说宋代东南沿海的市民社会、商品流通、包括市舶司制度的确立，有可能促使中国引发一场商业革命，却最终未能诱发，反而在“蛮族”军事南下之际发生断裂与倒退，当我们重温南汉国海洋贸易之兴盛，以及宋神宗对其大加称道的“笼海商得法”，中国的海洋文明当可早早有更长足的发展，而且适逢世界航海大发展时期却最终仍落个闭关锁国，怎不扼腕长叹？！

　　既往对十三行的评价，每每落在消极、甚至贬抑的一面。把当年的丧权辱国的羞耻，乃至引狼入室，备受列强侵略的历史，与十三行强行联系到一起，并侮蔑有加，诸如“洋奴”、“买办”、“卖国”之类。虽然我们从当年外商的历史记録中可以看到，十三行行商，是坚决拒絶鸦片交易，颇有民族气节的；而从我们这方的历史记録中更可以看到，他们不仅捐巨资建大型战舰，而且还亲自参加抗英活动。问题出在那些沿海走私的不良商人身上，却把污水泼到了十三行，引起了历史的误读。

　　但是，在十三行被重新肯定之际，我们又过于简单地从伦理上解读十三行行商的爱国、正直、公道……之类，若干文艺作品更简单化把他们视为道德楷模、思想先驱之类——这与我们过去文艺创作的类型化、政治化影响分不开，结果造成了“两张皮”，人物的内在特质与再现的历史场景故事的逻辑贴不到一起，这显然与研究欠深入却一窝蜂而起相关。其实，在当时封建极权统治之下，十三行的存在，当为国门所开的一条缝隙，其与贡舶贸易相左的商品平等交换、互惠互利的自由贸易，是必带来世界上先进的思想、文化，对天朝上国的体制予以相应的冲击，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打下了基础，对中国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与之伴随的还有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物质文明等等。

　　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在回过头来重新解读这一切，当有新的解悟。

　　三

　　30年的开放改革，对市场经济的认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自是对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爆发出无限的生机，激活了巨大的经济潜能——这当可回答日本学者因研究十三行提出的疑问了：如何“解释中国得以保持四千年生命之故”了。

　　从“一口通商”的广交会，到四个经济特区的“出笼”，又到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还有上海浦东新区，这是一种梯度开放，其格局及演进十分清晰。同样，如今与广交会并列的，除开深圳文博会、上海世博会，还有昆明、南宁等各类大型会展，都在进一步显示当今中国向外开放的坚定信心，这当然是主动的、积极的、有前瞻性的。

　　对比当年从“一口通商”的十三行，到鸦片战争轰开的“五口通商”、上海开埠、创立“官督商办”……对于清朝政府而言，则是步步为营，被动的、消极的，根本没有远见，其结果，由于“铁路国有”即收归官办，反反复复，终引发民变，成为这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倒台的一个导火线。

　　两相比较，当引发更多的深思。

　　虽说在同一片东方的土地上，由于历史的情势不同，根本在于制度的不同，二者虽说在表现形式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最终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百多年的被动开发，导致的是丧权辱国、军阀混战、社会极度动乱，久久不得解脱；而这30年的主动开放，则是国力成几何级数增长、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百姓正在步入小康社会……当然，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权力寻租导致的贪腐，教育、医疗、房价等民生问题凸出，如何避免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失衡等等——这些，自与我们背负的沉重的文化传统相关，自然也应在过去的历史教训中找到相应答案。

　　这一来，十三行研究的作用与意义也就凸显出来了。

　　历史的投影在今天可谓比比皆是。当我们深入到十三行的“洋商”及“公行”制度的研究之中，那种游移于“官商”与“民商”间的迟钝，特别是所谓“广州制度”（外商称清廷对外商制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种种，我们难道不一样在今天某些公文中似曾相识么？当商品流通、市场经济让纷至沓来的各种信息——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文化艺术之际，对我们一度固化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产生冲击，我们所取的态势又当如何？相对发达的城市经济，是必有相对先进的制度文化与观念价值，令社会的文化势能得以提升。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为何均萌动于南方，正是以“一口通商”的十三行引进的物质商品流通及所伴随的思想文化所引发的。十三行制度最终的消亡，自是历史的必然。

　　早在郑观应那里，便强调民商才是“大旨本原”，只有走民族资本主义之路，方可改革、致强，死抱住封建观念，是必本末倒置，“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中国的流弊则在于“官道”，与他同时代的胡礼垣，亦指出“官督商办而为办法之不善”——他们都出生于十三行的后期，当更能体察其中的弊端。这也说明，十三行行商何以“富可敌国”，却又最终“立夭”，说垮就垮，到头来，仍被玩弄于官的股掌之上。

　　我们对十三行的物质层面的研究已有相当成果，事实上，无论是粤海关、还是东印度公司，对于丝绸、陶瓷、茶叶的贸易，都有着相当详实的记载，为外贸史的物质层面提供了厚实的研究材料，做好这一层面的研究是非常需要的，是打基础的工作。

　　但对制度层面的研究，却深入得很不够，这不仅需要掌握清廷制订的制度，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而且更需要对行商的应对策略、包括变通方式、以及外商所在国的制度、政策等等，都要有所把握，这里面的内容当更丰富、更发人深省、更具历史价值。尤其是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无疑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而上升到十三行精神层面上的研究，我们目前则非常欠缺。

　　四

　　近日，我写了篇《十三行的謡谚与小说》，尝试在这个层面上加以开掘。其中最主要的謡谚，便是道光年间的：

　　潘卢伍叶，谭左徐杨。

　　虎豹龙凤，江淮河汉。

　　应该说，由于沿海商品经济发达，明清二朝，洗脚上田，弃仕从商已不在少数，所以，商人，虽列“仕农工商”之末，但在广东已不再被人瞧不起，乃至被推崇为“虎豹龙凤”，人中之杰。

　　但是，习惯势力毕竟是强大的、可怕的，这一謡谚，到后来竟变成了：

　　潘卢伍叶邹，谭左徐杨邱，

　　虎豹龙凤狗，江淮河汉沟。

　　从当年宏阔的彰显，到“狗”与“沟”的污秽不堪的的讽喻，这一转变，自引发更沉重的思考。

　　而卢观恒要入乡贤的遭遇，当是最好的注脚。尽管他儿子为让他进入乡贤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造福乡梓，捐田捐仓，可一旦进入后，却引发空前反弹，举人、乡绅们纷纷攻击他“目不识丁，贱业充商”，一直把状子递到了嘉庆皇帝那里。结果，不但卢观恒的牌位被赶出乡贤祠，还处分了一大批人，儿子的顶戴被摘，连广东巡抚、蕃司也少不了被惩罚。最后成了栽进“沟”中的“狗”。

　　所以，后世有一个“十三行遗嘱”的传说，后人一律不得经商，重操旧业。

　　潘家如此，梁（即左垣公）家如此，我们谭家亦如此。潘家在清末民初出了个大诗人潘飞声，梁家则出了一批教授、学者，《广东十三行考》便是梁家后人梁嘉彬所作。

　　当然，也有人归于当年十三行行商有“儒商”传统，毕竟又回到了“仕途”上了，但这仅仅能归结到这上面么？诗人、作家、教授、学者未必可与“仕途”划等号。

　　但更要紧的是，当是十三行的命运造成的历史创伤。

　　其实，遗嘱也就是这一历史创伤而形成的。

　　而这一历史创伤又该怎么归结？

　　文化的、经济的、思维方式上的、观念形态的……

　　当我们仍在不同程度地为创伤记忆所纠缠着的话，我们当如何寻求避免创伤重复的历史与未来相同的出路呢？如果走不出来，仍在历史的怪圈转悠，等待我们的又将是一场怎么样的悲剧？

　　我以为，这正是十三行精神层面上最沉重的、也最有价值的研究内容。

　　只有上升到这一层面的研究，我们方不会愧对十三行的先行者们，才会在今天的改革开放中，真正解放思想，扬帆出海，绕过暗礁，乘风破浪，驶向光明的未来，实现可能的愿景。

　　注释：

　　〔1〕梁启超.《中国之都市》转引自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2〕转引自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页

　　〔3〕（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页

　　〔4〕（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39页

　　〔5〕转引自谭元亨.《广府寻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6〕转引自谭元亨.《广府寻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7〕张守常.《中国近世謡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

　　〔8〕张守常.《中国近世謡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谭元亨，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广东省政府参事，十三行行商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