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国两制”政策设计者——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也是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一国两制”理论在经历20多年的实践，尤其是港澳相继回归祖国后，其具体指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效促进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港澳的资本主义制度协调共处，保持港澳的长期繁荣和稳定；二是准确把握海峡两岸关系走向，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前者属于国家的有效管理问题，由于已步入预定轨道而相对容易掌控；后者属于国家的完全统一问题，由于台湾政局更替、国际势力干涉等因素而具有较大变数。因此，当前对“一国两制”战略思想的政策研究与应用，主要集中在两岸关系的战略层面。唯其如此，深刻领会“一国两制”的科学内涵，准确判断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科学构筑实施“一国两制”的政经体制，对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1．“一国两制”的理论含义

　　“一国两制”的完整表述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和平是方式，统一是目标。选择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对台湾人民利益、大陆改革开放事业、地区和平和世界稳定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另一种是非和平方式。“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动用自己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国政府在采取任何一种方式处理本国内部事务的问题上，并无义务对任何外国或图谋分裂中国者做出承诺①。解决台湾问题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和国际上试图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所造成的损伤承担者，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因而是一种“共输”的负和博弈。不到万不得已，一个对人民利益负责的党和政府不会选择武力。况且，现代战争的巨额代价也与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状况不相适应。正是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综合分析，基于对两岸人民利益的深切考虑，邓小平指出：“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是中国面临的具体现实问题”，“我们主张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武力方式”②。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和平统一对台湾同胞有利，对全中国人民有利，对亚太地区及全世界和平发展有利，是解决台湾问题最好的方式。为了两岸同胞的根本问题，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尽一切可能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③。“和平统一”体现了人民利益与国家主权的辩证统一，也体现了国家主权与地区、国际责任的辩证统一，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智慧和责任有机统一的体现。

　　一国是目标，是谈判的前提；两制是方式，是谈判的内容。“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④邓小平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⑤。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一系列论述，既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统一祖国的坚定信念和信心，又用妥当的方式照顾到了台湾问题的历史实际和现实状况，尤其是有别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一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世界观和统一观。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以及持续繁荣和稳定的局面，再一次向台湾、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国两制”所具有的理论指导力。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一种使博弈各方均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思维。因而是一种“共赢”的正和博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大陆改革开放20多年，社会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所奉行的发展战略是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过程是和平的，中国崛起后仍是和平的，与全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世界。中国始终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因此，在解决自身统一问题时，中国致力于争取和平的方式。同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必须考虑国家统一战略与发展利益相一致。非和平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则不仅使中国失去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环境与机会，也会使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受损。而且，和平统一对中国大陆与台湾之外的国际社会也不无益处。正是基于此，中国选择“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作为国家统一的方式，也作为国家统一后的管理方式。“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当然，“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那就等于我们的双手缚起来，结果只会促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这进而只能导致最终用武力解决问题。”⑦因此，在国家完全统一之前，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也绝对不会承诺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放弃武力，这一点也是“一国两制”思想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

　　“一国两制”理论蕴含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含义。和平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政治谈判，另一种是密切的经贸联系。在直接的政治谈判暂时无法进行时，发展两岸经贸关系是和平的最好体现。退一步讲，没有经贸发展作基础的政治谈判要么无法进行，要么无果而终。因此，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段内，致力于发展两岸经贸关系，为政治谈判创造条件、奠定基础。将是和平的最好方式。

　　2．“一国两制”的政策含义

　　2005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⑧。四点意见更加彰显了“一国两制”思想的政策含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现实的政治生态中，台湾人民虽有深蓝、浅蓝、浅绿甚至深绿等政治社会群体之分，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尊重他们，信赖他们，依靠他们，并且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千方百计照顾和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⑨。台湾人民所关心的利益是什么?从当前来看，主要是摆脱经济低迷，恢复经济景气，解决他们在投资、就业、收入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从长远来看，就是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使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诉求更易实现。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实现，实质上都与两岸关系交织在一起。“合则两利，分则两输”。采取各种灵活、务实的方式，发展两岸经贸关系，致力于两岸经贸的良性互动，是实现两岸人民利益共享的有效途径。通过发展经贸关系，让利于台湾人民，让台湾人民切实感受到和平的好处，是取得台湾民心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策略与手段，实现两岸的永久和平，应是大陆对台政策的最佳取向。因此，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促进两岸政治和谈，这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中和平所指的关键，也是其政策含义之所在。

　　二、未来两岸关系走向与政经互动特点

　　自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来，两岸关系从有限的民间交往开始先行，27年来，时有进展又数度下滑，既有跌入低谷之时，也有峰回路转之迹。无论如何，两岸关系的总体特点是：大陆热，台湾冷；经贸热，政治冷，尤其是台湾对大陆政经政策呈现一种矛盾的非连续性、不稳定性。

　　1. 未来两岸关系的基本走向

　　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即使无法做出会怎样或者该怎样的判断，但至少可以做出其不会或不该怎样的判断。

　　(1)独不可行。当前和将来，任何“台湾独立”的诉求，在客观上都没有实践的环境和条件。由于岛内政治力量和选民的牵制、国际社会的制约、中国大陆的制衡，“台独”只能停留在“言论台独”、“文化台独”、“政策台独”的层面，作为一种选举工具运用，永远无法发展到“法理台独”和“国际台独”，更遑论作为“主权国家”存在。

　　(2)统不可急。台湾问题的解决，既是实力的较量，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说到底就是要以争取台湾民心来逐步消除和遏制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的分裂倾向；同时，台湾问题又是一个夹杂复杂国际因素的内政问题，美、日等主要国家虽不赞同台湾独立，但也不赞成两岸统一，甚至在一些方面如对台军售上暗中支持台湾。美、日的深度介入，加剧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使台湾问题的解决过程相对延缓。做台湾人民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台湾民心，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

　　(3)拖不可惧。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但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台湾问题是一个重要障碍，但并非全部障碍。因此，以“拖”的策略赢得发展机遇，有利于大陆进一步壮大综合实力。相对来说，时间对大陆更有利，大陆更不怕拖。解决台湾问题在时间上具体可拖多少年无法准确预估，但依目前中国的发展进度，可以认为，当中国经济实力超过日本时，也即在2015年之后5—10年内，初步具备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和能力。如果国际环境适宜，通过谈判实现完全统一是可能的。当中国经济实力接近甚至超过美国时，也即2040年左右，就完全具备国家统一的条件和环境。无论以何种方式，中国都可以完全实现国家统一。可以说，“只要大陆发展好了，两岸之间经济上改善，政治上也得到改善的局面就一定会出现”。〔15〕

　　2．两岸政经关系的特点和动因

　　两岸政经关系呈现出与一般经济体关系不同的特点。与两岸经贸日益热络的形势相对应的是两岸政治的持续冷淡甚至对立、冲突。据商务部统计，自1987年至2006年底，台商对大陆投资累计达7.2万家，合同金额900多亿美元，实际到资金额440多亿美元〔10〕。2006年两岸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其中台湾对大陆进出口分别突破200亿和800亿美元，对大陆贸易顺差达600多亿美元。大陆不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还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台湾第二大进口来源地〔11〕。随着两岸经贸关系进一步升温，两岸经贸依存度不断提高。据测算，2003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为17％，〔12〕至2006年已提高到27％左右。从另一个角度看，两岸经贸交流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在台湾当局强力推行“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和“有效管理、积极开放”的限制性大陆政策背景下取得的。如果没有这些政策障碍，两岸经贸交流的实际成果将远远大于目前的规模和水平。

　　其实，两岸政经关系的当前表现只是一种暂时性表象，是政经互动在特定时期的一种阶段性表现。这种表象并不能也不会最终否定政治经济相互促进的规律。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13〕对“台独”推行者而言，他们的利益在政治、在制造“一中一台”、“台湾独立”，这样他们就可以“名垂台湾青史”。民族感情、国家统一、台湾经济发展、人民福祉在他们的利益天平上永远小于“台湾独立”带给他们的“历史荣誉”。因此，他们推行限制两岸关系乃至与大陆分离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但是，台湾人民的利益恰在于保持两岸和平，积极发展经济，永享太平盛世。这一利益观在特定阶段可能被意识形态及选举形势蛊惑而有所偏离，但最终会形成一种全民性共识。当局与民众的利益博弈是长期的，虽然目前当局可通过制定对大陆政策体现他们的意志，但在台湾现实的政治架构下，当民众认识到他们的利益所在时，会通过选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与意志。“政党轮替”现象不仅仅是台湾政治的历史，更是今后的政治常态。因此，对两岸政经关系的信念应是：“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千利益，万利益，经济利益是最主要的利益；千关系，万关系，经济关系是最基础的关系；从短期看，政治可以决定经济；但从长远看，一定是经济决定政治。”凹事实上，在两岸政经关系中，还存在一个经济的量与政治的质的关系。经济交流的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冲破台湾当局设定的政治限制，需要并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而当局的确认只是一种形式与程序。近年来，在两岸政经分离的交流表象下面，其实隐藏着经济对政治的推动作用，只是政治的变动显得有些被动。从台湾的大陆政策看，每项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尤其是经贸政策。往往是对在技术或政治上无法有效阻止的既成事实的追认。从放宽交往限制到开放工商考察，从实行试点直航到放宽投资限制，几乎都重复着“禁止一默许一开放”的三步曲，形成法律跟着政策走、政策跟着现实走的被动局面。从“戒急用忍”政策的调整，到“有效管理”政策的失效，充分说明台湾当局对两岸交流的掌控难度趋大，政策的实际控制力趋于减弱。这也正好说明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的限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担心经济交流会触动他们“立场”调整。从大陆对台政策看，随着经贸交流的增强和人员往来的增多，对台湾的认识也更趋全面、客观、历史。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对台湾各阶层的经贸、政治、心理政策也更加务实，策略更加灵活，从而成就更加显着。因此，以不断崛起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构筑和平的地区与国际环境，坚持“一国两制”政策，正确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乃至军事威慑等手段，遵循并充分运用市场经济法则，大力加强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的两岸交流，两岸良性的政治关系以至和平统一的局面就一定会逐步出现。

　　综合分析，目前两岸关系呈现的政经分离的特点不会改变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规律。在对台政策上，应从国家发展的主要矛盾出发，构筑良好的经贸交流机制，促进两岸经济发展，从而促成两岸政治关系的改善，最终实现和平统一。

　　三、贯彻“一国两制”思想，构筑两岸经济合作新机制

　　当前，鉴于海峡两岸的政治架构和台湾岛内复杂的政治生态，在发展两岸关系上，可着眼于“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原则，采取“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政经分离、弹性务实”的策略；以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规范化、制度性、一体化的循次推进为主旨，探寻适应形势发展的两岸经济合作新机制，实现经贸交流在一个较长阶段对政治交往乃至和平统一的促进效应。

　　1. 推进两岸直接“三通”，实现经贸关系正常化

　　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是两岸经贸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两岸同胞利益之所在。随着两岸经贸规模的扩大和经贸关系的密切，两岸民众基于经济利益的现实需要，不断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给台湾当局施加压力，两岸在直接通航方面的限制不断被突破，并取得明显进展。1997年两岸海上定点中转直航正式启动，2001年金、马客运直航厦、福，实现福建沿海地区海上客运直航；2002年港龙航空公司开辟“台北－香港－上海”的“一机到底”线路，实现空中通航“换班不换机”的准直航模式；2005年“两岸春节包机”首次实现两岸航空公司飞机双向、对飞、不经停的突破，2006年实现“包机节日化”。上述直航成果的取得，既是两岸经贸交流的客观需要，也与在大陆投资的台湾工商界人士的努力分不开。海上、空中局部直航的实现，不仅是通航模式的改变，更是两岸通商方式中的突破性进展。目前，以台湾在大陆投资的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民间力量，以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在野党为主体的政治力量，在“三通”问题上已与大陆取得基本一致的共识，并以各种方式敦促、推动台湾当局尽快全面开放“三通”。2005年连战、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在台湾农产品零关税进入大陆以及检验、检疫方面与大陆达成许多惠及台湾农民的协议。2006年博鳖农业论坛进一步推进两岸农业合作与交流进程，落实两岸关于农业交流合作的有关协议，使台湾农民真正从两岸农业交流中获利，他们的政治取向必然会对岛内政治力量的整合产生影响，对主张“三通”的政治力量有利。因此，立足现有通商成果，认真研究台湾政治、社会群体的经济需要、经济主张，在不损害大陆相关群体利益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以经贸为纽带，实施有利于吸引和争取台湾人民的经贸政策，推动两岸“三通”尽快实现，促进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

　　2．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创建经济合作新平台

　　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其深层意义在于创建对台经济合作新平台，即将海峡西岸经济区作为对台经济政策的试验场，整合创新现有对台经贸政策，使之走向规范化，为即将到来的全面合作提供经验。因此，其近期目标是在“试点直航”和“金马直航”的基础上，以两岸直接“三通”为突破口，达成两岸特定区域之间全面、直接、双向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远期目标是为两岸经济一体化进行全面的政策准备。围绕上述目标，海峡西岸经济区应着力构筑全新的政策机制，主要包括：政策开放机制，对台商投资项目审批予以政策倾斜，无需国家宏观调控的台资项目由区内主管部门自行审批，涉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台资项目，采取个案审批，优先安排，大型台资项目的审批标准适当放宽；金融合作机制，一些带有“试验性”的政策措施，可在区内先试行操作，总结经验后再推至其他地区；产业合作机制，采取倾斜政策，大力引进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工业企业，引导台商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投资，吸引台湾信息咨询服务业及其他工商服务企业前来投资；交通联系机制，利用“金马直航”和“试点直航”政策，扩大直航口岸的功能与范围，探索实现两岸“大三通”的有效途径，打开“大三通”的缺口；人员交流机制，在开放台湾同胞“落地签证”、“落地签注”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大陆一般人员赴台审批权下放给地方台办，由当地根据实际灵活操作；城市交流机制，在条件成熟时，区内的一些地区，如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可与台湾的基隆、高雄、宜兰、台南等建立某种城市交流关系；经贸协商机制，两岸之间的经贸问题，如投资者权益保障、贸易纠纷调解及仲裁、知识产权保护、商品信息交换、产品市场准入以及反倾销等可在区内进行沟通、协调，并达成初步协议。可见，海峡西岸经济区作为对台经济政策的试验场所，就是具体推行和实践“一国两制”构想，造就对台经贸交流的特殊环境，以作为“一国两制”政策创新的重点和发展方向。

　　3．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贸实现两岸经济制度性一体化

　　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形势下，虽然市场力量仍是两岸经贸关系的主要动力，但是制度性的经贸安排在适应全球化发展、应对全球化危机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两岸产业分工，不单纯是两岸产业互补性的体现。更是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一个环节。入世后的两岸经贸关系在本质上属于“中国主体同其单独关税区(台湾)之间的经贸交流，纳入对外经贸管理体系进行管理”。纯粹由市场力量推动、民间自发行为构筑的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已不适应发展需要，两岸经贸关系需要从功能性一体化走向制度性一体化。2004年中国内地与港、澳签署的CEPA相继生效实施，使港、澳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在大陆占有更大的市场；也使港、澳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在大陆市场与台湾产业的竞争具有更强的优势，其贸易转移、创造效应对港、澳经济的促进也远较台湾大。台湾产业界人士纷纷采取措施间接利用这一制度安排，并积极推动台湾当局与大陆合作，做出适合于台湾产业转移的相关安排。为此，应积极促进大陆与港、澳在CEPA框架下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发挥对台湾的示范效应。寻找有利时机，在条件成熟时，按照WTO所认同的授权原则，在海峡西岸经济区政策经验的基础上，由中央政府特派或授权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与台湾有关方面商谈制度性一体化下的经贸合作，为两岸要素流动、经济合作提供更有效的制度保障。

　　四、结语

　　“一国两制”的政治经济意义在于，在台湾不触动两岸关系底线(即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始终致力于以和平的方式统一国家。因此，经贸交流被赋予重要的政治涵义和巨大的作用空间。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在短时间内可以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存在，但政治最终由经济所决定。因此，两岸经贸交流的发展潮流最终将决定两岸政治合作的态度、趋势及其方式。在现今两岸政策架构下，适当采取“政经分离”的策略，构筑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促进两岸经济合作由功能性一体化走向制度性一体化，是两岸政治合作的前奏，或者说其本质上就是两岸在政治上的合作，因为，发展经济本来就是最大的政治。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邓小平论中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2，185—186。

　　〔2〕邓小平，我们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用武力方式，(会见菲律宾副总统兼外交部长萨尔多瓦·劳雷尔时的谈话，1986年6月17日，198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2，48。

　　〔3〕江泽民，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民革、台盟、台联组委会上的讲话，2000年3月5日《光明日报》。

　　〔4〕邓小平，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30一31。

　　〔5〕邓小平，“一国两制”是意义重大的构想，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35—41。

　　〔6〕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83-93。

　　〔7〕邓小平，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和完成我国的统一(1979年1月31日同美国广播电视届雷诺兹时的谈话)，《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2，5。

　　〔8〕新华网消息，胡锦涛就新形势下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http：／／www．sina，COrn。cn 2005.3.4。

　　〔9〕新华网消息，胡锦涛就新形势下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http：//www．sina．com．cn 2005.3.4。

　　〔10〕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站，http：//www．gwytb．gov．cn／lajmsj．htlm。

　　〔11〕朱磊，2005年台湾经济回顾与展望，台湾研究2006.1。

　　〔12〕张传国、邓利娟，2000年以来两岸贸易关系的新发展及存在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04.2。

　　〔1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版)，187。

　　〔14〕李家泉，在危机中前进的两岸关系——专家点评两岸关系的热点问题，《台声》2003.8。

　　〔15〕李家泉，在危机中前进的两岸关系——专家点评两岸关系的热点问题，《台声》2003.8。

　　(作者李非、刘澈元，李非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