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佩瑗

　　南江地区，是岭南早期开发的地区，也是岭南率先文明的地区。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生态环境，使该地区历经了秦汉时期的汉越融合、隋唐时期的汉僚融合、宋以降的汉、瑶、壮、侗等民族融合，培育了独具魅力的南江文化。作为文化载体的云浮白话在漫长的以覆盖式为主的变异整合过程中，呈现出“多层叠置”的特征，为我们研究方言史、文化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本文试就云浮白话“多层叠置”的特征作粗略的分析。

　　云浮市位于广东省中西部，西江中游以南，东与肇庆市、江门市、佛山市交界，南与阳江市、茂名市相邻，西与广西梧州接壤，北归西江，与肇庆市的封开县、德庆县隔江相望。现辖云城区、新兴县、郁南县、云安县、罗定市，是南江流域的核心区域。该地区古为百越地，是西瓯国故地。南江自古是我国古代的南北通道，也是广信通往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的必经之道。南江地区，是岭南早期开发的地区，也是岭南率先文明的地区。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生态环境，使该地区历经了秦汉时期的汉越融合、隋唐时期的汉僚融合、唐宋以降的汉、瑶、壮、侗等民族融合，培育了独具魅力的南江文化。

　　不同历史时期繁复的族群迁徙与民族融合使南江文化史具有典型性。不同历史层面成分的多层次叠置和多元文化融合是南江文化的一大特色。作为文化的载体，云浮白话系统在漫长的变异整合过程中以覆盖式为主，兼具多种整合方式（语言的整合方式大体上分：覆盖式、叠置式、混合式、蜕变式等），呈现出“多层叠置”特征，为我们研究方言史、文化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下面试就云浮白话“多层叠置”特征作粗略的分析。

　　

　　一、“多层叠置”特征的分析

　　

　　（一）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汉越融合

　　这一时期为粤方言形成期。云浮白话的整合、演变与广信粤语（古粤语）同步。其演变方式主要是：以古汉语语音系统、书面语彚、语法系统为主体，融汇了百越语语音演变的成果（如，百越语没有声母p、t，因此，古帮、端母在演变过程中便演变为与p、t同位的紧喉音 b、 d，至今这两个紧喉音仍在百越语的后裔临高语、水语、毛南语中保留，广西的汉语方言及吴方言、雷州半岛的闽粤方言和海南岛的闽南方言也有发现；古心母不读s,而读 ，如，粤方言邕浔片的南宁话、钦廉片的廉州话、勾漏片的玉林话、桂南平话的南宁平话等。或读f，如，贺州本地话等，其演变模式为：r—— ——θ——s）及大量的百越语的常用口语词。

　　岭南虽早为楚属地，楚人的活动为岭南带来了楚文化。但汉人入驻岭南、开发岭南应始于秦汉。历时93年的南越国，在赵佗“和辑百越”的政策下，开创了汉越融合的第一阶段。继而历时300多年的州治古广信时期，大量的中原移民为岭南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强势使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汉越融合的岭南文化渐显雏形。汉代是汉民族的重要发展期，是汉语的重要发展期，也是岭南统一的政治主体和古粤语的形成期。这个时期，语流随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强势自西向东扩展，毗邻广信的南江地区迎来了岭南地区的早期开发潮，成为岭南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广信文化在南江流域得到广泛的传播。汉文化以其先进的书面语优势在文化融合、语言融合过程中占了主导地位，而人口众多的百越族的常用口语词在汉越融合的人文生态环境中得以融入日渐成型的岭南通语——广信粤语（古粤语）中。广信粤语在云浮地区成为通语，影响了其后云浮白话的形成和发展，在云浮白话系统的变异整合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今天，粤方言是云浮地区的重要方言，使用人口占80%以上，云浮地区各方言点的白话，与广州话的差异不大，詹伯慧主编的《广东粤方言概要》将其归入粤海片（广府片）。而《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1987，1990，）因云浮地区的罗定白话和郁南白话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和塞擦音不送气的情况与勾漏片相似，把罗定、郁南归入勾漏片（勾漏片覆盖了古广信地区，是秦汉时中原人入岭南的集中居住地），这说明瞭云浮白话与以百越语为底层的广信粤语的紧密关系。如，郁南西北片（包括建城、平台、桂墟、罗顺、通门、宝珠等乡镇）的白话与苍梧、岑溪话十分相近，并可看到广州话里没有的演变痕迹，为粤语在古广信时期形成提供了依据。

　　1．语音

　　（1）古心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一般读s，而作为百越语语音特点的遗存，在相关的诸方言中多读 。这在郁南西北片的平台话中得到体现。如，想（   ）、信（    ）。

　　（2）郁南平台话和罗定话中有舌面浊鼻音 。与以百越语为底层的吴方言相似。如，议（ i23）、而(  i21)。

　　（3）保留了喉塞音声母。

　　郁南白话在开元音的开头有声母 。如，个（   ）、你（ ni23）。

　　云浮白话，零声母音节开头带有塞音声母 的成分。如，矮（  ）、爱（  ）、安（  ）等。

　　2．词彚

　　口语词不少与广州话相似，保留了许多古语词及点方言词语，但还有不少广州话没有的词语。

　　（1）百越语的底层。

　　如，猪六（猪栏、猪圈）——在傣语、泰语等常见；□（k‘e55）（屎）——与泰语、水语、临高语同源。

　　（2）保留百越语底层的地名。

　　如，思磊（郁南村名。思，山村。“思磊”，意为“多石头的山村”）；思贺（信宜镇名。贺，听到声响的。“思贺”，意为“能听到声响的山村或村寨”）。

　　（3）古汉语书面语词。

　　如，箸笼（筷笼·新兴白话）、猪膏（猪油·新兴白话）、索（绳子·云城、新兴白话）、罂（瓶子·云浮白话）、饥（饿·云浮白话）等。

　　　　

　　（二）隋唐时期的汉僚融合

　　这一时期是粤方言的定型、发展期。粤方言在这个阶段继续沿着民族语融合的方向发展，但因此时的粤方言已基本定型，汉僚融合及其后的汉、瑶、壮、侗等民族语的融合形式只能是渗透。随着“大南江文化”（“南江文化”和“南路文化”）进入全盛期，在“汉僚融合”与“汉俚融合”环境中发展的“大南江”区域的粤方言，其包容、创新的特质对粤方言的流变所产生的强势影响不可低估。粤方言的标准语——广州话中壮侗语族的元素（如，部分语音、口语常用词和倒装语序等）不少应源于此。后来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番禺，语流东向影响渐弱，云浮白话浓郁的地方特色积淀下来，今天便成了我们分析这一层次变异整合的依据。

　　经历了秦汉时期的汉越融合，至南北朝，史籍中再也不见越族的记载。百越已整合为俚、僚等族群。在朝廷长期推行“以俚治俚”、“以僚治僚”的政策背景下，“汉人俚、僚化”、“俚、僚人汉化”兴起，大大推动了“大南江”区域的民族融合。南江地区是“葛僚”的活动中心，这使云浮地区的民族融合从汉越融合进入汉僚融合阶段。经过漫长的融合演变，南江文化以其深厚的底藴、多元包容的性质，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为珠江文化迎来全面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汉僚融合的大背景下，“汉人僚化”、“僚人汉化”，汉、僚的民族界限并非今天想象的明显。如，汉人陈法念乐为僚人首领，六祖慧能在黄梅被指为“葛獠”并不介意。此时南江地区的通语应为广信粤语的发展，是汉语的地域分支。由此，也可推测“《坛经》语音不正”一说，所指的“语音”应从属于汉语（也很可能是当时的粤语），并非僚语，因仅“语音不正”而已，非语不通也。由于僚的后裔即仡佬族，语言属壮侗语族，今天的粤方言，拥有了大量的“粤——壮”关系词。如，呢[ni55]（这）、虾[ha55]（欺负）、啱[  ]（刚刚）、痕[  ]（痒）、晒[ ai33]（全部）等就不足为奇了。

　　少数民族在南江地区的影响和在古广信地区的影响颇为相似，这和该区域是百越的活动区域有关，也和该地区的民族融合情况相似有关，今天我们仍可从语言上找到依据。如，在南江地区和封开县、桂南地区一样，地名、村名保留了壮侗语族的底层，冠首字用“罗、六、洞、南、瑭（溏）、古、大、上、下、平、都、莫、百、冲、旺、榃、白”等的现象较普遍。云浮市有：都老、都有、都涝、都骑、罗沙、罗石、罗马、罗卜、六马、六源、六芒、六洞等就是一例。

　　唐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陈行范（汉人葛僚首领）反唐被剿，葛僚聚族迁往戎、泸，瑶民大批南下，自此，南江地区成了汉、瑶、壮、侗等民族的聚居地。其中瑶族影响颇大，对语言的渗透也清晰可见。下面试以历代被称为“僚瑶杂居之地”的新兴为例分析，可见苗瑶语族对语言的影响。

　　1．与苗瑶语族有关的地名、村名

　　以“云”（瑶语“村”义）为冠首字的地名、村名有19处；

　　以“峒”（垌、洞）为冠首字的地名、村名有50多处。

　　2．苗瑶语族的倒装语序的渗透：

　　词：云盏（盏村）、云稠（稠村）、两仔爷（父子俩）等。

　　句：我去屋归。（我回屋。）

　　佢畀支笔我。（佢给我一支笔。）

　　你唱唱先。（你先唱唱。）

　　矮瓜贵过金瓜。（茄子比南瓜贵。）

　　　　

　　（三）宋以降的多元融合

　　这一时期，粤方言进入了多元融合发展期，粤方言的流变影响主要是自东向西，云浮白话也不例外。但因这一阶段特殊的历史事件导致了族群的繁复迁徙，云浮地区成了多种语言幷存区，少数民族语言及客、闽方言对粤方言的渗透更明显，甚至出现混合现象，但粤方言的强方言地位也因此更巩固。云浮白话的多元融合在变异整合过程中特色鲜明，各方言点语言差异叠置的因素不同，显现的特征也不同。如，郁南白话与勾漏片白话接近，新兴白话受官话影响较大，罗定白话受客方言、闽方言、广州话的影响较大，云浮白话有老派、新派之分，老派受客方言、闽方言影响较大，新派受广州话影响较大，与广州话差距小。

　　自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番禺，梅关古道的开通后，中原至岭南交通路径的变化，使南江地区的地位日渐下降。两宋之后，珠江三角洲迎来了发展高潮，南江地区渐成闭塞之地。语流也加大了由东向西的力度。尤其是明万历四年的罗旁之乱，瑶民起义被镇压后，大批的瑶民聚族外迁，留居的瑶民也加速汉化。

　　清朝，入粤的客籍人从粤东向粤西水平迁移，1867年，官府出资组织客籍人迁往高、雷、钦、廉诸州，加之迁谪官宦的落籍、教育的兴办、商旅的往来、近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形成了多种语言幷存于这一地区的现象。影响云浮白话的因素较前两阶段多，官话、客方言、闽方言、广州话的渗透，使云浮白话这一层次的变异整合特征鲜明。

　　1．罗定白话与广州话语音较接近。

　　如，罗定白话有广州话特有的圆唇声母“ku”、“k‘u”；广州话的ei韵字，罗定白话也读ei韵；广州话的ou韵字，罗定白话絶大多数读ou韵；广州话的yn韵字，罗定白话也读yn韵。

　　2．新派云浮白话已紧随广州话的变化而变化，两者差别很小。

　　3．云浮白话独具特色的词语

　　如，郁南白话：

　　佬人（成年男人）、夫毑（成年妇女）、婆打、姐打（外祖母）、沉醉（罗嗦）、剩更（更加）、头胎（头菜·平台话）、嗰只（那个）、点蚊、申点（怎么、怎样）。

　　罗定白话：

　　泥尘（灰尘）、狗坑（沟渠）、水油（煤油）、快菜（韭菜）、脷前（舌头）、

　　学堂（学校）、耍（玩耍）、郎家（女婿）、粪凼（厕所）、灶口（厨房）。

　　新兴白话：

　　阿朽（母亲）、阿娘（家婆）、官娘（妯娌）、文毑（成年妇女）、不人（谁）、

　　不度（哪里）、吉度（这里）、我呢（我们）、你呢（你们）、典（游戏）。

　　云城白话：

　　雷公响（大雷）、刹鲮（打闪）、碰尘（灰尘）、猪牯（公猪）、哄（闻）、呢顶（这里）、边顶（哪里）、伊下（现在）、一只牛（一头牛）、一兜鱼（一条鱼）。

　　4．受官话影响较广州话多（下面试与广州话作比较）


　　5．受客方言、闽方言影响的词语

　　如，马牯（公马·云浮白话，同客方言）、胡蝇（苍蝇·郁南白话，“胡”音同闽方言）、光窗（窗户·罗定白话，同客方言）、姐公（外祖父·罗定白话，同客方言）、喊（叫唤·云浮、新兴白话，同客方言）、一只人（一个人·云浮白话，同客方言）、打阿超（打喷嚏·云浮白话，同闽方言）

　　6．词的“仔”尾较丰富，多用“名词+仔”表小称意义，少用变调表示小称意义。

　　如，蚊仔（蚊子·云城、新兴、罗定白话）、橘仔（橘·云城、新兴、罗定、郁南白话）、桃仔（桃子·云城、新兴白话）、雨仔（小雨·云城、罗定白话）、路仔（小路·新兴、罗定白话）、贩仔（小贩·云城、新兴白话）。

　　

　　二、语言特征分析的启示

　　

　　（一）云浮白话的“多层叠置”特征分析对粤方言流变研究的启示

　　粤方言是与普通话差距最大的汉语方言之一，其源流与归属又是颇具争论性的。如，粤语的起源有秦汉说、唐宋说，粤语的归属有壮侗语族说。岭南由于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生态环境，长期的政治理念是和谐、包容的，尤其是粤方言的形成期及较长的发展期处于较宽松的民族融合环境中，粤方言系统的变异整合是渐进的、多种方式的，各民族的语言融合能在较和谐的人文生态环境中自如地进行。先进的文化载体——汉语，以其先进的书面语优势，伴随着各种社会活动，必然成为生成语的主体。而作为战败语的底层——百越语的战败色彩也许没有其他方言底层那么浓，活力更大，参与融合更活跃。在融合过程中，古汉语的书面语词占领了文化含量较高的领域，而百越语以其大量的使用人口，占领了口语常用语的领域，从而形成了粤方言的特色，云浮白话便是颇具说服力的典型。通过对云浮白话的“多层叠置”特征分析，使粤方言起源于秦汉增添了依据。也使我们对粤方言鲜明特征的形成有明晰的认识，对厘清诸如汉语方言的分区、粤语的归属、桂南平话的归属等一些颇具争论的问题有启发。如，汉语方言的分区，可考虑宜粗不宜细，比较分析可着重从方言点着手，把共时演变和历时演变综合起来，进行多层次的分析。

　　

　　（二）云浮白话的“多层叠置”特征分析对南江文化精神研究和南江文化建设的启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透过语言看文化，通过对云浮白话的“多层叠置”特征的分析，可启示我们对南江文化进行系统的、多层次的分析。云浮地区是南江流域的核心区，而南江地区是岭南文明最早的地区，又是百越活动的中心地区，该地区漫长的历史进程龢民族融合颇具典型性。秦汉至隋唐，是岭南文化的生成、发展期，在这段历史进程中，和谐、包容的政治理念，为多元、兼容、创新、开放的岭南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粤方言和南江文化一样，是和谐、包容、开放社会的产物。南江文化的深厚底藴以及多元性、兼容性、创新性对我们增强文化的自信心，建设文化大省意义深远。

　　

　　（三）云浮白话的“多层叠置”特征分析对“民族”与“民系”研究的启示

　　粤方言是多民族语言融合的结晶。“民族”这一概念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每一个民族随着历史的进程均在发展演变着，彼消我长，无一例外。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汉民族不断地融合诸民族，发展壮大自己，而一些民族却在发展演变中被融合了。如，北方的鲜卑族、南方的百越族等等。“民系”的生成和发展有着相似的进程。粤方言的主人——“广府民系”，是我国最大的一个移民族群，又是岭南移民历史最长、与“土著”融会最和谐、人口构成最多元的族群。广府人以“土著”自称，但对“祖籍”又因袭族谱，历世相传，是“根”的情结最深的民系之一。这种难解的矛盾情怀，透过语言进行分析，定会有所启示。通过云浮白话的“多层叠置”特征分析，可增强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性的认识，对研究“广府民系”启发良多。这将对我们反思历史，摒弃封建意识、民族偏见、族群偏见，建设多民族和谐发展的社会有着深远的意义。

　　（作者单位：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云浮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浮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5

　　2．新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兴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12

　　3．罗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罗定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3

　　4．郁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郁南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12

　　5．宋长栋 余伟文 庄益群：《云浮方言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10

　　6．张富文：《南江文化纵横》/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1

　　7．李如龙：《汉语方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4

　　8．甘子恩 邵慧君：《广东西江流域粤语词彚及语法特点概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3期

　　9．韦树关：《古帮、端、心母在广西汉语方言中的特殊音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1月

　　10．袁源：《论广东地名的区域特质》/《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