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司徒尚纪 许桂灵

　　南江文化这个结构体系，层层积淀，如地层古生物一样，有的出露，有的埋在底层，形成今日南江文化特质和风格。经过长期文化交流、碰撞和整合，南江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文化体系，形成自己文化特质和风格。

　　1、中国古代地图中的南江

　　

　　宋代广东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广东自秦汉以来自西向东、自北向南，集聚珠三角的区域开发趋势和格局进一步加强，西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原人对这一地区认识也更加扩大和深入，这在至今保存下来的宋代全国地图中得到反映。这两幅石刻地图保存在西安碑林中，一幅名为《华夷图》，制作时间一说北宋神宗朝(1068-1085年)，在岭南部分刻有西江、北江水系主要支流，虽未标名，但与同时代另一幅《禹迹图》比较，可看出南江从西南向东北流入西江，在附近注入西江的尚有贺江和悦城河。另据研究，《华夷图》是根据唐代地理和地图学家贾耽《海内华夷图》(已佚)绘制的。若此，则在唐代地图上南江已经出现[1]。据《新唐书·地理志·附载》(卷43)，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记载唐代海外交通线有七条，其中第七条为“广州通海夷道”，即唐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皇华四达记》一书己佚，但这部分内容在《新唐书·地理志》中保留下来。据此可以推测，南江应与“广州通海夷道”有紧密联系。宋代另一幅《禹迹图》，约刻于宋元丰四年(1081年)至绍圣元年(1094年)，有人认为是北宋科学家沈括所刻[2]。这幅图虽仅刻西江干流和桂江，但在西江两广段，清楚标示了藤、梧、封、康、泷、勤、端州等，泷州即今云浮市范围，则南江也在其中。此外，保留至今收藏在苏州博物馆里《地理图》，刻于宋淳祜七年(1247年)，收入全国60多条江河，西江在广东仅画出封水(贺江)和悦城河，西江干流南面支流没有标示，但据以上两河位置，可以判断上述《华夷图》在今云浮市境那条河流为南江[3]。

　　从上述可知，南江至迟从北宋己表示在地图上，而同时期《华夷图》上，东江、韩江标示仍很粗略：《禹迹图》甚至连东江、韩江都没有标示。这是区域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地区差异一种佐证。经宋元两代开发经营，南江流域经济文化在岭南已占相当重要地位，故到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水语》将南江与西江独立列专条，仅排在西江之后，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江可视为广东第二条河流，而“水语，中收入其他河流也不过余条。屈大均为突出南江地位，特别作诗曰“西江一道吞南北，南北双江总作西”[4]将南江与西江、北江、东江并列为珠江四大支流，形成南北对应地理格局，重申了南江在历史上特殊地位，而不是以长短论轻重，这是一个认识南江不容忽视的观点。

　　

　　2、南江文化结构

　　

　　著名历史地理学者谭其骧先生指出：“中国史上自秦汉以后中原王朝的版图都很广大，各地区的风土习尚往往各不相同。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5]。全国如此，岭南也不例外。按族群龢民族划分，岭南有广府、客家、福佬和各少数民族文化；按流域划分，则有珠江各水系的江河文化，包括西江文化、北江文化、东江文化，以及与西、北、东三江并列的南江文化。因南江作为一条重要河流，世人对其认识尚有一个过程，故以其命名“南江文化”的认同，就更须做许多论证工作。这首先从南江文化结构入手，剖析其特质和风格，从南江流域文化积淀层看，这一流域文化包括以下几种成份：

　　(1)荆楚文化

　　南江上经过西江干流，北通潇贺古道、湘桂走廊，下越过南部信宜山地，与鉴江上游相接，形成穿越罗定盆地的南北通道，也是一条沟通五岭南北、直下高雷廉琼的水陆交通线。先秦时期，楚国政治势力己进入岭南，南江是一条主要路线。这在先秦文献和考古发掘中得到证明。战国时作品《山海经·海内南经》曰：“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按郁水即西江，这些先秦时土邦小国，既是族名也是地名，都分布在西江之南，直到海南岛广大地区，当然包括南江流域。据《史记·吴起列传》，楚悼王(前401-380年位)以吴起为相，“南攻扬越，遂有洞庭、苍梧”，又“南平百越”。这些被称为“百越”的岭南土邦小国大部分属楚。后晋顾微《广州记》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于楚庭，故图其像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楚庭后来成为广州先秦归入楚国势力范围的一种佐证。无独有偶，在雷州半岛原海康县城，亦有传说中楚国建“楚豁楼”，作为楚国南部边界的标志。而按楚势力南下地理形势，南江应是一条通雷州半岛最便捷通道，故“楚豁楼”与广州“楚庭”相互呼应，有非常重要折射历史事实的意义。

　　近年在南江流域出土不少楚国形制青铜器物，标志楚文化已流播到此。这包括1983年在罗定罗平背夫山战国土炕墓出土98件青铜器，计有鼎、釜、鉴、戈、人首柱形器、铎、剑、矛、钺、镞、斧、叉、镰、锯、削、刀、凿等，呈越楚文化特色[6]。另在鉴江流域，甚至在湛江海上硇洲岛上战国墓，也出土楚兵器而被视为楚军南下留下证据[7]。由于南江流域与雷州半岛地理上相连，都同为楚势力覆盖地区，自属楚文化传播范围，并成为当地文化一个组成部分。

　　(2)骆越(瓯越)文化

　　古代南江流域与广西东部、广东南路、海南岛地区一样，是百越一支骆越(瓯越)活动范围，骆越文化与南越文化大同小异，岭南古越族以后大部分演变为今日壮族，“广东有瑶壮二种，瑶乃荆蛮，壮则旧越人也”[8]。壮人使用壮侗语族各个语支。这些语支前身即古越语，有特殊含义，不能照汉语望文生义，且修辞也有倒装习惯，地名则用齐头式，即通名在前，专名在后，与汉语相反。这类古越语地名，广见于西江流域，包括那、马、麻、都、古、思、云、罗、六(鹿、録)、榃、板、洞、滘、抱、调、埗等。其中在南江流域古越语地名，据陈大远先生统计，以“罗(山)”字为起首有39个，加上读音相近的六、洛、龙等地名46个，共85个，又“榃”(水塘)字地名127个[9]。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南交》说：“论地名以南交为古”，南江流域即属其列，是迄今岭南保留这类古地名最多地区之一。

　　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粤歌条说：“粤俗好歌，凡有喜庆，必唱歌以为欢乐”。郁南县连滩镇，以山歌闻名，且普及到普罗大众，实为古越人好歌遗风。

　　又越人尚武，巫术流行，后演变为民间舞蹈。《广东新语·神语》载，古时“祭无祀鬼神，祭日皆行傩礼。……傩用狂夫一人，蒙熊皮，黄金四目，鬼面、玄衣朱裳，执戈扬盾……此乃古礼，虽孔子不敢违也”。这类民间舞蹈多带有宗教色彩，南江地区广为流行“跳禾楼”舞即为古越人乐俗之一，至今已成为当地保留节目，赢得广大观众。

　　(3)中原文化

　　基于南江在岭南交通重要地位，秦汉以来，随着岭南归入中央王朝版图，中原文化相继南下，占领南江文化空间。中原政治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规念)文化渐渐在当地传播、生根，到宋代以后，才取得主流文化地位。此前，古越文化和稍后俚僚文化应居主导地位。以行政建置而言，南江地区也是历史上广东政区建置最早最密地区之一。如汉为端溪县、晋置都城、晋化、夫阮、龙乡等县。南北朝时是广东郡县最稠密一个地区，如南朝萧梁时(502～557年)，南江流域即有晋康郡、广熙郡、平原郡、罗阳郡、建州、泷州，下辖都城、晋城、晋化、永熙、罗阳、龙乡、南安、安遂、罗平、博林等县，其数量之多，达到历史颠峰。虽然这些政区部分是侨置州郡，有十羊九牧现象，但到底反映封建王朝对南江流域的高度重视，才成为政区设置的主要地区，也是制度文化一种建树和标志。即使隋代对南江政区大加省并，但到唐代和南汉，南江地区仍保持建置密度最大地区格局，政区密度超过珠江三角洲，粤东地区难望其项背。宋元珠江三角洲兴起，明代建置才转为以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地区为主，南江地区也随着广东经济东移而走向下坡，形成政区建置稀落格局。南江中原制度文化渐见式微，但物质文化却形成自己的优势，即农林矿产品非常丰富，且大量外运。明清时，全国第二大冶铁中心佛山所需生铁，几乎全由南江地区供应，佛山作为全省纺织中心，所需染料蓝靛亦相当部分来于南江。罗定盆地是广东一个粮仓，大批粮食供应缺粮的珠江三角洲。至南江地区所产木炭、柴火及其他手工业品亦假南江航道外运，江上繁忙情景，蔚为大观。

　　(4)瑶壮文化

　　南江地区古越人隋唐时称为俚人或俚僚，后又演变为瑶壮人，也有一部分瑶人来自湖南等地。到明代，西江地区是广东瑶人分布最广区域。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条统计，广东有瑶山分布全省33个州县，约900多处，其中肇庆府最多约540多处，约占60％，直到清中叶，西江地区洞落间仍居住着不少瑶壮人。其民风淳厚檏实，迷信，早婚盛行，风俗文化上保留不少古越、俚僚文化遗风。雍正《罗定州志》云：“旧有瑶人分高山、花肚、平地三种”，“语言各不相通”。唐、宋、明，瑶人受到镇压，尤以明中叶为甚，最后演变为“罗旁征剿”。事后瑶民大减，亦有不少瑶民汉化。但瑶文化仍残存不少，如瑶人盘姓居民信奉盘古大王，罗镜镇有开天庙即是。连滩镇天池庵供奉盘古神。又据近年有关调查，罗定县有盘古庙一座，在四区云致圩东。东安县一座，“龙岩在虎岩之右，……宋有盘古庙，至今遗址尚存”，西宁(郁南)有7座，分别称盘古庙、三圣庙等，另有盘古蛹地名[10]。又南江毗邻广西，很多信仰深受壮族影响，如郁南桂圩有关于打虎英雄崇拜，据传这位英雄来自广西，当为壮人，显见壮文化对南江影响是很深的。

　　(5)海外文化

　　南江夹在云开大山和云雾山脉之间，乃海陆丝绸之路一条强大通道，自汉以来，即沟通海外，留下海外文化，主要是西亚文化的种种遗址遗存，构成南江文化一个组成部分。

　　东汉佛教由印度经海道传入广信，继及整个岭南乃至全国各地。唐代新兴出了个惠能，将佛教中国化、平民化，被认为是一场佛教史上革命，惠能由此被尊为南宗顿教创始人，珠江文化哲圣，为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两个广东人之一(另一个是孙中山)。惠能虽生在新兴江，但新兴江与南江同属西江水系，作为文化概念，南江文化也覆盖新兴江流域，其文化属南江文化范畴。佛教文化在此向称发达，仅郁南一县，旧志称；“西宁可称为僧海，善男信女经常到寺庵祈求‘佛祖’、‘观音，庇佑，求签问卜”[11]。近年新编《郁南县志·宗教》收入寺庵即有18座。而南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通道之一，1983年罗定罗镜镇水摆鹤咀山南朝墓，出土西亚风格金手镯、莲花瓣纹高足碗等，皆为国内所罕有舶来文物，应为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物证。

　　(6)客家文化

　　明末瑶人被镇压以后，大片土地荒芜，由政府招募，吸引汉人入居垦辟，主要以粤北迁民为主，以姓氏为核心，自成村落。移民包括翁源、英德等地，部分为广西壮人，以及新兴移民等，但以客家人为主。客家文化也在南江地区形成板块，如西部山区连州河上游之古榄、新榕、连州、云致；泗纶河而上的黎少、路华、泗纶，以及扶合的上下濑等。客家人耕山为业，形成以客家方言、梯田农业为主要标志客家文化。

　　(7)广府文化

　　南江连接西江干流，交通便捷，过去水运很发达，商业兴旺，主要与广州、肇庆、梧州等地发生商业往来，故广州话传播至此。另据近年研究，封开是岭南文化古都、广府方言发祥地，南江地区深受影响，所以广州话大行其道，据新编《罗定县志》，广州话使用人数约占全县人口6l％，几为主流方言。特别在交通沿线城镇和盆地、河谷地区比例更高。广府文化以人口为载体，在当地占主流文化地位也是不争事实。

　　南江文化这个结构体系，层层积淀，如地层古生物一样，有的出露，有的埋在底层，形成今日南江文化特质和风格。

　　

　　3、南江文化特质和风格

　　

　　经过长期文化交流、碰撞和整合，南江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文化体系，形成自己文化特质和风格。它们是：

　　(1)多元性

　　如上述，南江文化既渊源于本土，更接纳岭北、中原，乃至海外，由多种地域文化整合而成，具有多元性文化风格。这种多元性各有相对独立一面，但更重要的是相互交融、相互采借，成为一个整体，在珠江流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2)开放性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南江流域有多条支流，集水面积广大，径流丰沛，于水运有利，故南江历史上作为航道，长盛不衰，起到沟通五岭上下乃至海外的作用。在这种以水为背景孕育、发展起来的南江文化，其一个重要特质是它的开放性，即自古以来，物质、人员、信息等在这一地区的交流、互通有无从未中断，从先秦楚文化南下，汉以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域外文化的传入，近世大量人口移居海外等，无不说明这种开放性使南江文化不断吸收新元素来丰富、提高自己文化内涵，从而保障了南江文化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生机和活力。

　　

　　(3)兼容性

　　郦道元《水经注》日：“水德融和，变通在我”。河流的交通作用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在流域内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发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如南江地区，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各种民间信仰共存，人们既拜妈祖、龙母，也拜盘古，以及其他地方神只；村落建筑形形色色，既有锅耳山墙，也有徽式马头山墙，相互辉映，和谐一体，展示当地文化兼容性品格。

　　(4)亲水性

　　南江文化是江河文化，水是孕育南江文化的环境，也是文化主要载体，故南江文化离不开水，亲水性是它的一个最大特质。古越人种水稻，古越语称水田为“那”，南江地区有不少这类地名，但在这里，“那”与“罗”同义，形成广东最大“罗”字地名群。历史上罗定有大量余粮外运，即由发达稻作农业作为支持。经南江可直下徐闻通海外，带来海洋文明。由此影响民风，鸦片战争以后，南江有很多人出洋，使南江人培养起开拓、冒险精神。孔子说，“近山则诚，近水则灵”，这用于南江可找到典范。

　　(5)山地性

　　夹峙在云开大山和云雾山脉之间的南江地区，除了罗定盆地地势较为平坦以外，其余地区分布着大面积山地、丘陵和喀斯特高原，即山区占了流域大部分。这一地形特点决定了当地文化是一种山地文化，山地成为南江一种文化符号。很多地方开门见山，土地利用上过去刀耕火种，至今仍大量种植旱作；南江地区以云石、硫铁矿等开采、加工为经济支柱，形成闻名天下“石艺文化”。山区灌溉用筒车、水车、渡槽，村落依山而建。瑶壮同胞服饰与山区环境相适应，裤脚紧在膝部，裤裆宽松，小腿缠上裤筒和绑带，便于在荆棘丛生、草茂林密山区活动。而客家妇女凉帽、扎髻等服饰也是山区环境所制约。一些地方交通封闭、信息不灵，形成保守社会风尚，影响社会经济进步，故直至今天仍有不少地区属扶贫对象。山区环境和艰苦生活造就了强悍民风，尚武成为当地一种社会风气。据陈大远先生统计，明清时期仅罗定就有武进士7人，武举人47人，一些人担任从西太后御前带刀侍卫到提督、把总等各级武官[12]。近世罗定涌现出蔡廷锴、区寿年、沈光汉、谭启秀、陈章等抗日名将，彪炳于中国抗战史册。罗定被称为“将军的故乡”，这从文化意义上说，离不开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培育。

　　

　　4、南江文化历史定位

　　

　　根据南江在珠江水系中地位，南江文化形成发展地理、社会、经济背景、历史进程、文化结构、特质和风格等众多要素，从珠江文化、岭南文化大视野、大空间角度判断，南江文化应为珠江文化一个子系统，是两广广府文化一部分，但又有自己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分区三大要素，即语言、风俗和宗教差异。南江在宗教上和其他地区没有重大不同，而语言上流行粤方言，这是它归入广府文化区最主要根据。但南江使用粤方言人数比例，远低于珠三角、五邑和肇庆地区，这样又凸现了客家方言和其他方言地位，使它处在广府文化边缘：加上这罩保存比其他地区更多的古越族文化和瑶壮文化，以及它们外在表现山地文化；这些元素整合成一个相对独立地域文化系统，即南江文化，也是广府文化一个亚文化，在珠江文化或岭南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行政学院现代化战略研究所）

　　

　　参考文献

　　[1]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303。

　　[2]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305。

　　[3]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310。

　　[4]屈大均《广东新语·水语》卷4。

　　[5]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2)：7.12

　　[6]《考古》，1985(4)。

　　[7]广东《文博通讯》1980(12)。

　　[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条。

　　[9]陈大远《在南江文化论证会上的发言》，见《罗定史志·南江专辑》，2004(2)：29～30，

　　[10]曾祥委．《文化圈与核心群——盘古神话的一种研究》，载广东省民族研究学  会等编《广东省民族研究论丛》十三辑，民族出版社，2007：340～341。

　　[11]《岭南遗书纪梦编年》卷1。

　　[12]陈大远《罗定民间武术一鳞半爪》，见《罗定县史志》，2007(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