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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书生意气，却挥斥方遒，这是刘斯奋先生留给我的深刻印象。他自喻似鸟非鸟，是兽非兽的“蝙蝠”，以一种通达的心态，面对世事人生。担任广东文艺界的领导，他获得了文艺家的拥护与爱戴，连续两届当选广东省文联主席；作为一个作家，他耗时16年写出了荣获中国小说最高奬“茅盾文学奬”的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涉足美术界，他以深厚的古典诗文及史家学养，开辟了文人画的一时风尚。与刘斯奋先生两个小时的访谈，记者真切的感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这位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谦和、达观、睿智，兼备学者和智者的特质。
“知识分子要有文化使命感”
记：您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门柳》是广东文学界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您能谈谈创作的动因吗？
刘：我从1980年起开始了《白门柳》的创作，创作最直接的动因来源于我本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我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中华民族中最有知识的一群，承载着民族的思想和良知，在推动民族发展、国家兴盛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不把他们真正的形象、应有的地位，他们对社会的价值，正面的、实事求是地给予恰当的展示，对我们的民族来说是可悲的。因此，在伤痕文学盛行之时，我没有把思考停留于再现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而希望在历史现实的研究中找寻答案，并以文学的形式，重新审视知识分子这一阶层。
记：为什么《白门柳》的故事选择发生在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时期呢？
刘：就像黄宗羲所说的，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天崩地解”的大变动时期。所谓“天崩地解”，当中最深刻的变化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清军入关给中原文化带来的严重危机。剃发改服看似是外貌的改观，实是文化的改变，也就是关外女真族带有前农业社会烙印的观念，和中原成熟的、发达的农业文明产生的对立。正是文化的危机感使明代的遗民有历时十多年的反抗活动。这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守护者的强烈使命感，也表现了他们对文化守护的坚定性和献身精神。我觉得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主题，颇能激动人心。
“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文化力量”
记：你认为《白门柳》主要是向读者传递怎样的讯息？
刘：我一直认为文化的力量是最强大、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其他力量尽管强大一时，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文化的力量。虽然《白门柳》的故事发生在明末清初，但民族依赖于自身的文化而存在，这是颠破不灭的真理。近代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先进文明的进入，这是一种较之明末清初深刻得多，也严峻得多的挑战。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和价值观念的支柱，这是摆在当代知识分子面前的课题。中华民族文化有着悠久而强大的传统，同时它还有善于包容，善于吸取、融合的特点，知识分子应该有意识地把握民族文化的特质，从理论高度上去决定努力的方向，这样才能自觉地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贡献。
“让广东变成电视剧重镇”
记：历史小说的创作近年来有层出不穷之势，但像《白门柳》这样的优秀作品却少之又少，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任何时代必然有两种文化的存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花的心力多，追求的目标高，推动文化的作用更大，历史的评价也更高。但曲高必然和寡，和寡影响市场效益。下里巴人的情况则反之。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两者兼具，文艺才完整。关键只看作者的选择。出于实际的经济需要，任何时代都是选择下里巴人的作者居多。我以为，通俗的东西也发挥着推广普及文化的巨大作用，问题是作者不应宣扬散布陈腐落后的观念，让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沉渣泛起，否则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就有如以土枪土炮对抗洋枪洋炮，必将一败涂地。
记：我想起您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关系，特别是广东的文化形态，您主张弘扬朝阳文化和巨人精神。近年来，广东的各种文艺形态都呈现了发展的态势，尤其是电视剧的创作屡屡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英雄无悔》、《和平年代》等剧目，您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应该说，由于时代的急剧变化，中国的小说并没有成长得很充分。如今，一部小说发行100万就已是天文数字，而电视剧则有几亿人收看。可见，电视承载了社会教化的功能。文学边缘化的趋势，使电视剧的地位日趋显着。
广东发达的商品经济，使文学寂寞的感受更深，浮躁成为不可避免。广东的电视剧近些年在全国引起过广泛的影响，但剧本创作队伍还相对薄弱。我在想，广东作家能否发挥敢想敢闯的精神，把创作重点转移到电视剧创作方面，发挥优势让广东变成一个电视剧重镇。
“画画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
记：您近年来把精力转移到中国画创作之后，似乎专攻人物画，是兴趣使然？还是想一抒胸襟？
刘：画画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选中“文人画”也是考虑到个人的优势。文人画影响了中国画坛几百年，它把从追求形似转化为追求神似，从追求客体再现转化为追求主体抒发，从描摹转化为挥写，从技巧的审美转化为文化的审美。中国绘画因此实现从形而下向形而上的飞跃。
我之所以画人物，是因为人物画是中国画中比较弱的一面。我追求的是大写意，更尝试从画古人推进到当代人，现在画坛中画短袖短衣服的市井人物画较少，因为笔墨转换的难度大。我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把文人画推进到当代题材。
记：有人也提出，您的古代人物画多以须眉为主，而这两年的当代人物却以年轻女性居多，不知为何？您的人物画简洁灵动，特别是当代人物，有不少是表现年轻一代生活情态的，比如有一幅是画几位足球少年的，还有一幅叫迪斯科写意，看来您也很关注他们。
刘；这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选择。细想一下，或许是有原因的，说出来恐怕会得罪人。（笑）因为古代男性凭藉传统的文化修养，显得有较鲜明的文化气质，其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比较适宜入画。而古代女性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束缚，压抑和呆板。相反，当代女性则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流露出风情与自由，更能引起我的共鸣。
“观察事物要用历史的眼光”
记：花城出版社的《蝙蝠的意象》一书里，谈到了非职业化创作的可能趋向。您既是作家、画家、评论家，也一直未离开行政领导工作，有篇文章也提到您是边缘文化人，反而具有心态优势，就像您自己提到的蝙蝠的比喻，这是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一面。
刘：职业非职业这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种心态。艺术一旦成了职业，长期处于穷于应付的状态，对发挥激情就不利。当然这也不是絶对的。
任何游戏都有一个游戏规则，要进入游戏，就要遵守它的规则。因此，对一些发挥自己个性的人而言，就有被游戏规则淘汰的可能，也许他进不了人们的视野。
文艺界、学术界在每个时期都流行刮风，大家会跟风走。但我认为，流行的风潮是共性的表现，只是一时风光，在历史上会不留痕迹。任何大师，从来都不是跟着别人走，而是强调自己的个性。
记：在诸多的身份和工作中，您又如何保持激情和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刘：我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充分认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扬长避短，不要把自己看作无所不能。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寻找自己的目标，认准目标后就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事情。
我认为观察事物要用历史的眼光。另外，还要保持一种逆向思维，凡事要经过自己的脑子，不要人云亦云。像搞创作，与其跟着别人的路子走，不如另辟蹊径，开创自己的新天地。
当然，我们这代人，在保持激情之余，总是不能忘怀国家民族大义，总是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利益、民族大义结合在一起，总是希望尽自己的努力，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为社会尽一份力。
人物简介：刘斯奋，广东省中山市人，1944年1月生，196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为广东省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在小说创作、古典诗词、学术研究以及绘画诸领域深有造诣，并取得显着成就。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获全国长篇小说最高奬——第四届茅盾文学奬，文化论文《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获广东省社科研究一等奬。另出版学术著作《黄节诗选》、《苏曼殊诗笺注》、《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等八种。同时精研绘事，曾出版《刘斯奋人物画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