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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这一回我品

http://www.CRNTT.com 2007-08-10 05:32:59
  央视《百家讲坛》因倾力普及传统文化,广受好评。《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易中天,因对历史的独到见解和个性化品读,名闻遐迩。

  以“品三国”而著名的他,这次饶有兴味地品评起了《百家讲坛》。 

  谁是最受欢迎的主讲人?为什么必须观众喜欢?《百家讲坛》是不是“魔鬼的床”?学术为什么要向大众传播?我们应该怎样走上讲坛? 

  易中天先生授权《解放周末》独家发表的这篇文章,将这6个问题一一妙语解答。

  记者:谁是最受欢迎的主讲人? 

  马瑞芳教授最近写了《〈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这本书,是写《百家讲坛》主讲人的。在一般人看来,主讲人写主讲人,大约不过小菜一碟。其实不然。因为《百家讲坛》这个栏目下面,分若干编导组。每组有一个组长(也叫“执行主编”),若干编导,都归制片人万卫管。具体地说,就是万卫管组长,组长管编导,编导管我们。主讲人的“归属”,原则上是固定的。一开始归哪个组,以后也归哪个组,算是不成文的约定俗成。不同组的主讲人,虽非“老死不相往来”,却也见面不多,更谈不上熟悉。不同组的编导,也只熟悉自己组里的人。对所有主讲人都熟悉都了解的,除了制片人万卫、制片吴林,恐怕就只有总策划解如光了。解如光这个总策划可是非同一般。他不但管选题,还管寻找和发现主讲人,实际上是《百家讲坛》“猎头公司”的“总经理”。要写这本书,他最有资格。可惜此公闲云野鹤高深莫测。你要问他这些事,保证王顾左右笑而不答,一脸的谦虚谨慎,结果便“便宜”了马瑞芳。 

  那么,马瑞芳怎么熟悉这么多主讲人呢?这和她的性格有关。她的性格,我认为就是三条:直、爽、好玩。记得一个晚上,吃过饭,当时的编导组长魏学来介绍我们两个认识。因为那时我刚到《百家讲坛》,两眼一抹黑,属于“生瓜蛋子”,很需要这位“驾轻就熟”的老大姐“传帮带”。结果刚一落座,她就侃侃而谈,口无遮拦,也不考察一下对面这个人可靠不可靠,这叫“直”。后来交往多了,她给我提意见,我也给她提意见。她觉得对,马上就接受,痛痛快快,这叫“爽”。再后来,她写文章,说她帮助我是“照顾智障儿童”,把我肚子笑疼,这叫“好玩”。直、爽、好玩,这三条都是讨人喜欢的。所以马瑞芳和许多主讲人的关系都非常好。这种关系,说得好听,叫“惺惺相惜”;说得难听,叫“臭味相投”。其实“臭味相投”也幷非贬义。因为这里的“臭”,原本读如“嗅”。“臭味”就是“气味”,“相投”不过“合得来”。换个文雅的说法,就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气相投的松散群体。直、爽、好玩的马瑞芳,则是其中最有人缘的一个。所以她能写这本书。 

  其实,有着这样性格的人,不但在一个群体中会有好人缘,上了电视也多半会有“观众缘”。看《百家讲坛》的观众喜欢什么样的主讲人?或者说,一个主讲人受到观众欢迎,靠的是什么?依我看是三条:学问、见解、个性。《百家讲坛》毕竟是“讲坛”,一点学问都没有的讲不了。当然,学问大得像陈寅恪、钱钟书,也不必。究竟多少合适,就靠各人掌握了,反正不能完全没有。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要有见解。作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电视节目,或者说,作为“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平台”,《百家讲坛》不但要传播知识,还要传播思想、传播文化。观众也不但要听你“说什么”,还要看你“怎么说”。这个“怎么说”有时比“说什么”还重要。我讲《汉代风云人物》时,讲到“鸿门宴”,三言两语一笔带过。制片人万卫问我为什么不细讲。我说,“鸿门宴”谁不知道呀?万卫说,正因为大家都知道,才要听您讲。观众不是要听“鸿门宴”,而是要听您怎么看待这段历史,要听“易中天版《鸿门宴解读》”。这事让我一下子明白了《百家讲坛》是怎么回事。是的,《百家讲坛》“要讲故事”,但不能“只讲故事”。不明白这一点,就弄不懂这个栏目。它的主讲人也“要有学问”,但不能“只有学问”。不明白这一点,就当不了主讲人。 

  有学问,又有见解,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讲坛上,大体上就站得住脚了。但是,你要让观众喜欢,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极其喜欢”,光有这两条还不行,还得要有个性。实际上《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也都是有个性的,只不过有的鲜明有的不鲜明,有的张扬有的不张扬而已。有媒体问我,《百家讲坛》挑主讲人,有形象方面的要求没有?我说有啊,越丑越好。众人皆笑,以为我又在调侃。其实这话背后的意思,是要有个性。个性与长相有什么关系呢?难道长得漂亮就没个性了?话当然不能这么说。不过,一个主讲人,一个靠学问和见解吸引观众的主讲人,如果太漂亮,脸蛋也好,身材也好,普通话还特标准,站在台上光彩照人就像“青春偶像”,说起话来字正腔圆就像《新闻联播》,那个性就不容易彰显了。话说清楚,不是“没有个性”,只是“不易彰显”而已。
此外,女主讲人另当别论。女主讲人漂亮,似乎幷不妨碍她们彰显个性,照样大受欢迎。 

  那么,越有个性就越好吗?也未必,还要看是什么个性。孤僻、傲慢、阴阳怪气,怕是没人喜欢。直、爽、好玩,却肯定招人爱。不少观众喜欢马瑞芳,我想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当然,还得加上学问和见解。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她的《说聊斋》就成功了。 

  其实幷不单是马瑞芳,别的人也一样。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如果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就会受到观众欢迎。当然,他(或她)还得会讲课。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这就是《百家讲坛》选择主讲人的标准。会讲课是最起码的,既会讲课又有学问就算合格,既会讲课又有学问还有见解就能成功。如果他(或她)同时还有鲜明的、突出的、招人喜爱的个性,那就能大获成功,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百家讲坛》主讲人。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观众喜欢?有这必要吗? 

  记者:为什么必须观众喜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百家讲坛》是干什么的。 

  《百家讲坛》是干什么的?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的。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你传播的既然是知识、思想、文化,那么,你的主讲人当然必须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而且越是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就越好。至于传播,那是电视台的事。电视台就是干这个的。何况是中央电视台,还能不懂传播?懂传播会传播的中央电视台,和那些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的主讲人一起来做这事,还不是“黄金搭档”? 

  早期的《百家讲坛》就是这么想的,因此所请多为大腕、大师、泰斗级的人物。结果怎么样呢?不幸得很,收视率极低,栏目也面临末位淘汰。有人说,你们不能这么势利,不能只看收视率,你们要有使命感!这话只能让人苦笑。是的,《百家讲坛》是要有使命感,也不能片面追求收视率。但是,起码也得保底才行吧?再说那收视率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它至少能够告诉大家,我们要传播的东西传到了没有。如果没有传到,岂非无效劳动?这就好比医生治病,药是最好的,可惜病人吃不进去,或者输不到血液里,也就白搭。又好比运送货物,货再好,送不到,也等于零。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在“传播某某”这个词组中,“传播”二字,未必比它后面的那个“某某”次要!准确的说是这样:进行决策时,“传播什么”比“怎样传播”重要。这时要有使命感。具体操作时,“怎样传播”比“传播什么”重要。这时要有现实感。这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一个道理。 

  因此必须研究传播规律,打通传播渠道。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传播方式和传播平台。不同的方式和平台,对传播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通过电视传播和通过图书传播,就两样。我曾经发现《百家讲坛》的某些主讲人,学问很好,文笔也好。写出来的讲稿,编导看了也满意。然而那节目,弄不好就创了收视率的“新低”。为什么呢?就因为有学问不等于会写作,会写作不等于会上课,会上课不等于会做电视。这里面差别大了。

  记者:那么,电视传播的规律是什么? 

  第一,电视是给人看的,同时也听,其接收方式是视听综合。这是它与图书的不同。第二,电视观众是松散的、游移的、有一搭没一搭随时都可能转换频道的。这是它与电影的不同。第三,电视观众在观看节目时,没有任何责任、义务,也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他们收看。这是它与上课的不同。明白了这三条,我们就不难理解,“抓住观众”这四个字对于电视来说,是何等重要。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百家讲坛》对主讲人为什么会有特殊的要求。因为在这档节目中,只有他一个人出现在屏幕上。他如果抓不住观众,请问谁抓得住?如果抓不住,岂不就得下课? 

  这样一来,《百家讲坛》在选择主讲人时,就不能只考虑学问多少、名气大小、水平高低、权威与否。不是“不考虑”,是不能“只考虑”,甚至不能“首先考虑”。首先要考虑的,还是他有没有“观众缘”。有“观众缘”,其他方面达标合格,本人也愿意,他就有可能走上讲坛,甚至成为“坛主”。没有“观众缘”,学问再好,水平再高,名气再大,也可能与讲坛失之交臂,因为他原本“无缘”。 

  我说的这一点,被不少研究和批评《百家讲坛》的人忽略、轻视、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百家讲坛》既然是一档“文化类节目”,那么,你就只能靠节目的内容,靠节目当中的思想、文化、学术含量及其自身的魅力来吸引人。如果还要强调主讲人的“观众缘”,岂非把自己混同于“娱乐节目”?你们这个节目,岂非将学术和历史“娱乐化”?岂非“娱人子弟”或“愚人子弟”甚至“误人子弟”? 

  依我看,说这些话的人八成不懂电视!实际上,不管你对《百家讲坛》如何定位,“学术”的,“泛学术”的,“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它都首先是一档电视节目。是电视节目,就得让观众喜欢。不但要喜欢你的内容,还得喜欢你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电视与图书不同。书是读的,电视是看的。读书的人看不见作者,也没有必要看。看《百家讲坛》的却看得见主讲人,而且非看不可。即便看不见,也听得见。总而言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是活生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给他们以有声有色的感受。请问,这种感受能不重要吗?何况我们所说的“观众缘”,幷非娱乐节目要求的青春靓丽光彩照人,不过“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而已,怎么就“娱乐化”了呢?难道只有娱乐明星是有个人魅力的,科学家、学问家、思想家就该刻板、古怪、讨人嫌?请问这是什么逻辑? 

  更有趣的是,我们还听到了刚好相反的批评。这类批评是主张要有性格,要有个人魅力的。但他们认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没有个性,所有人都是“一个腔调”,因为都是按照统一模式打造出来的。也有人把某些节目的不太受欢迎,归咎于编导、策划和制片人的“修理”。由于修理过分,所以个性全无。不是有个说法,叫做“《百家讲坛》是张‘魔鬼的床’”吗?于是我就要问:是这样吗?如果是,问题在哪里?如果不是,原因又在哪里? 

  记者:《百家讲坛》是不是“魔鬼的床”? 

  先说“魔鬼的床”。 

  这个说法的“著作权”是属于马瑞芳的,其“论证”之文就收在她的书中。但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只要不算弱智,谁都看得出马老师是在调侃。她的态度,则是“抱怨幷快乐着”。实际上这篇文章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学者怎样上电视。或者说,一个学者,怎样才能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 

  这可是一个幷不简单的过程。
马瑞芳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这一过程,幷把它称之为“艰苦而有趣的”。说艰苦,是因为在她那里,有好几道过不去的坎,绕不过的弯。说有趣,则因为终于迈过去、绕过来了。不但如此,她还看见了一片新天地,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岂非“不亦乐乎”? 

  尽管事后说起来眉飞色舞,但我相信马老师在上那“魔鬼的床”之前,一定是“满脑门子官司”;而她遇到的问题,也是所有走上讲坛之学者的共同问题。比方说,不能全面、系统、完整,行吗?不能按部就班、引经据典、追根溯源,行吗?不能像平时上课那样,讲人物按生平,讲历史按年代,行吗?甚至一个技术性问题,也能把人难死。比方说,按照学术惯例和职业道德,引用他人观点是要把出处注出来的。要求严格一点,还必须注明版次、页码。但在《百家讲坛》,至少后面这点做不到,引用过多也成问题。别以为这是小事。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他所做的这件事有没有学术性,也意味着他还是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古人有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学问,是每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丢了学问,就和“失节”差不太多了,岂能随意?难怪魏学来告诉马瑞芳应该怎么讲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这样看,《百家讲坛》还真是“魔鬼的床”。(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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